□李怀宇

　　第一次采访张大春,和他相约在晚上11点,第二天,他就要飞回台湾。他边聊边为香港学者小思写字。书法是他从小的爱好,不断临帖,几乎每天都读帖。每年写春联的时候,给自己和邻居写写。张大春的姑父是书法家欧阳中石。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张大春经常到北京向姑父讨教,闲聊中学了不少东西。张大春戒烟后,痛苦中终于找到一件自己想做的事——书法。
　　除了聊张大春的小说与书法,闲话中更多的是月旦文坛人物。
　　张大春说:“最早影响我的台湾小说家是朱西宁,就是朱天心和朱天文的爸爸。我很想写一点关于他的东西。”同代的作家,张大春最欣赏朱天心和朱天文。“她们都是专业作家,她们的作品不是流行的,有时会有一些专栏的写作,写的东西够多的时候,出书的销量自然而然就可以维持。朱天心的先生有工作,朱天文没有结婚,可是动不动就有百万小说奖,或者写电影剧本。”
　　谈到散文家,自然不忘说起董桥和陈之藩。张大春说,他很喜欢董桥的比喻,随口就来一个:“乱世的知识分子有如路灯的柱子,时而会有野狗过来撒几泡尿,但总是照亮了归人的夜路。”
　　第二次和张大春见面,是在香港一家以石头鱼闻名的饭馆共进午餐,话题海阔天空,从林青霞的文章到金庸的改小说。那时张大春应香港岭南大学之邀,每个周末从台北飞来给大学生讲课,意外的收获是可以写出另一本像《小说稗类》的著作。当年写《小说稗类》时,张大春还不会用电脑,现在已经操作自如。他通过电邮和学生交流,发现学生作业常常会出现学写小说的麻烦问题:人物控制不好,个性矛盾,布局粗糙。张大春便把学生犯的错直接变成例子,再把经典名作里不犯这个错的内容放进来,进行理论分析。“这就变成我跟学生的作品的角色在搏斗,用经典跟他们搏斗,既可以延续《小说稗类》的内容,又可以打破原先的写作方法。我终于在上课的经验里,找到了写第二本《小说稗类》的途径。”
　　在台北,张大春在电台工作。张大春说:“每天我只工作这两个小时,可以让我全家衣食无忧。其他的时间就是写作了,我自己爱干吗就干吗。”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到5点,是张大春的节目时间,第一个小时做访谈,第二个小时说书。中国传统小说名著,张大春几乎都说过了,一说就是十年。而说书的内容有时也成书,张大春说的鬼故事,变成了一本《鬼语书院》的书稿。张大春的太太是时报文化出版的编辑,她看完书稿,只有两个字的评语:“不好。”张大春只好乖乖地重写。
　　前辈白先勇颇为推重张大春。张大春回忆,他二十来岁在报社副刊打临时工时就认识白先勇。等到白先勇七十岁时,美国学界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张大春赶不上美国签证,便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请王德威在现场朗诵,算是为他祝寿。聊起评论家的创造,张大春说:“我看到王德威又发明了一个词,叫‘后遗民’。”我问:“白先勇算不算遗民?”张大春说:“白先勇是遗少吧。他比较自由主义一点,因为他毕竟常年在美国教书,写作地点也是美国,眼界比较开阔。”
　　小说、文论、旧诗、书法、京剧,张大春样样都玩得不亦乐乎,且常有出人意表的创作。而对未来,张大春并没有具体的计划:“我是不按计划的,没办法数字管理,没办法预期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