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馆犯错 《女史箴图》“受虐”
齐鲁晚报 2023年09月07日
《女史箴图》画卷场景之冯媛挡熊。
《女史箴图》被誉为中国绘画的开卷之作,也就是中国画的老祖宗,但很不幸的是,这件国宝至今依然流落在大英博物馆,而且受到很大毁坏,可谓命运多舛。
□程珺
大英博物馆
25英镑捡漏
1899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英军上尉约翰逊(Clarence A. K. Johnson)将这幅《女史箴图》盗抢去了英国(他还一直狡辩说是中国的某位贵族赠送给他的)。更离谱的是,这个上尉丝毫不懂这幅画的价值,他甚至认为这幅画最值钱的地方是画卷上面绑着的玉配件,结果大英博物馆因此捡了个大漏,仅仅用25英镑就将这件至宝收入囊中。
前面所说的仅仅是《女史箴图》受难的开始,更可怕的还在后面。由于当时的英国对中国绘画一窍不通,他们盲目选择了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将《女史箴图》硬生生地切割成了好几块,还装裱在了木板上。要知道《女史箴图》可是绢本画,那就是类似于蚕丝的底子,把它硬裱在木板上,必然是要随着木板开裂随后掉粉的。果不其然,等大英博物馆发现问题变得严重的时候,这件国宝已经被虐得不成样子了,最后是中国的专家过去才阻止了它继续恶化,但那些已经造成的破坏,永远都无法挽回了。
大英博物馆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
中西方的绘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觉得,画就应该是一幅幅独立装裱出来的,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卷轴画,那种将画卷慢慢打开,随后画面像时间一样慢慢展现的乐趣。另外,西方人认为艺术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的绘画,收藏者和鉴赏家都敢在原画上盖章甚至是题字,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传承的美,反而觉得那些盖章题字的部分并不属于原作,就是要和原作割离的。
另外,在20世纪之前,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人是没什么渠道了解中国绘画的,西方博物馆最早的中国书画都是从日本那边流传过去的,都会带有日本人的主观意识,所以大英博物馆才会选用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去处理《女史箴图》。
打开《女史箴图》的
正确方式
《女史箴图》是现存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叙事题材绢本画。它曾是各朝帝王的珍爱之物,他们在上面留下了大量的印章,最夸张的是乾隆,足足敲了37个章,还亲手画了一朵兰花。
《女史箴图》的原作者是东晋画家顾恺之(345—406),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画祖”,因为在顾恺之那个年代,画家都被视为工匠,没一个人会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顾恺之是第一个敢于在自己作品上留下大名的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一个画家。很可惜的是,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早已消失,只有几幅临摹的留存下来。目前流落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幅是隋唐的临摹版,也是公认最接近顾恺之画风的版本,所以它才会被历代文人推崇,并受到皇室的青睐。
《女史箴图》应该算是一幅“文学插画”,因为它所画的内容,其实来源于西晋大臣张华所写的一篇诗文《女史箴》(“箴”是劝诫的意思,“女史”则是指后宫的嫔妃和女官),里面详细记载了历代贤明后妃的光荣事迹,为的就是告诫宫廷女子该如何尊崇妇德。顾恺之觉得《女史箴》这个“IP”很大,值得蹭一波“流量”,便选了诗文里的12个场景将它们画了出来。
在了解这幅画的内容之后,你应该就能猜到《女史箴图》其实是一幅说教意味很浓的画作,但这其实很正常,不要忘了那可是1500多年前,绘画在当时可不是艺术,它是一种工具,它的功能就是“成人伦,助教化”,至于好不好看,那都是次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女史箴图》第四个场景“冯媛挡熊”,它描绘的是汉元帝在宫中观看斗兽,忽然一只黑熊跑出围栏,大家都非常害怕,唯独他的宠妃冯媛(因其妃位称号“婕妤”,故史称“冯婕妤”)勇敢地走向前去为汉元帝挡住了熊。这就是明显的教化,它在教导所有嫔妃,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情况,都应奋不顾身地舍命护君。
但顾恺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思想冲破了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画作只是一幅功能性作品,是用来教育人的,没有人会在意画得好不好看,但他依然用一个画家的心态,将这幅画当成了一件艺术品,将它画出了极致的美感。
还是来看“冯媛挡熊”,小个子的冯媛站在黑熊前,神情是那么坚定,而在她身后的汉元帝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的两撮胡子都被吓得飞了起来。汉元帝身边还有一位准备跑路的宫女,急得连屁股都撅了起来。顾恺之将一切人物都画得那么传神,难怪后来的《世说新语》会这样评价他:“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顾恺之的画,是自人类诞生以来都不曾看见过的)。”
《女史箴图》是中国绘画的开卷之作,因为它奠定了整个中国绘画的基调,那就是重线条,不像西方更重色彩和体积。
顾恺之在这幅画里运用了他独创的“春蚕吐丝描”,也叫“高古游丝描”,主要是指他画的线条,都细得和蚕丝一样。顾恺之会极其耐心地用这种超细的线条去勾勒人物的面容神态,让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都充满了神韵。就如同右边“画卷场景12”里的这两位宫女,她们发髻上的红色头饰、垂下来的细发、飘动的衣带,都是顾恺之用高古游丝描勾勒出来的,从而营造出了一种非常轻薄、飘逸的质感,让人回味无穷。我们经常说的“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从顾恺之开始的。他的高古游丝描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巨大,因为一直到了明清甚至是当代,这种画法都在被不断地学习和发展。
(节选自《大英博物馆寻宝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程珺
大英博物馆
25英镑捡漏
1899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英军上尉约翰逊(Clarence A. K. Johnson)将这幅《女史箴图》盗抢去了英国(他还一直狡辩说是中国的某位贵族赠送给他的)。更离谱的是,这个上尉丝毫不懂这幅画的价值,他甚至认为这幅画最值钱的地方是画卷上面绑着的玉配件,结果大英博物馆因此捡了个大漏,仅仅用25英镑就将这件至宝收入囊中。
前面所说的仅仅是《女史箴图》受难的开始,更可怕的还在后面。由于当时的英国对中国绘画一窍不通,他们盲目选择了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将《女史箴图》硬生生地切割成了好几块,还装裱在了木板上。要知道《女史箴图》可是绢本画,那就是类似于蚕丝的底子,把它硬裱在木板上,必然是要随着木板开裂随后掉粉的。果不其然,等大英博物馆发现问题变得严重的时候,这件国宝已经被虐得不成样子了,最后是中国的专家过去才阻止了它继续恶化,但那些已经造成的破坏,永远都无法挽回了。
大英博物馆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
中西方的绘画理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人觉得,画就应该是一幅幅独立装裱出来的,他们无法理解中国的卷轴画,那种将画卷慢慢打开,随后画面像时间一样慢慢展现的乐趣。另外,西方人认为艺术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想不通为什么中国的绘画,收藏者和鉴赏家都敢在原画上盖章甚至是题字,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传承的美,反而觉得那些盖章题字的部分并不属于原作,就是要和原作割离的。
另外,在20世纪之前,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人是没什么渠道了解中国绘画的,西方博物馆最早的中国书画都是从日本那边流传过去的,都会带有日本人的主观意识,所以大英博物馆才会选用日本屏风画的修复手法去处理《女史箴图》。
打开《女史箴图》的
正确方式
《女史箴图》是现存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叙事题材绢本画。它曾是各朝帝王的珍爱之物,他们在上面留下了大量的印章,最夸张的是乾隆,足足敲了37个章,还亲手画了一朵兰花。
《女史箴图》的原作者是东晋画家顾恺之(345—406),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画祖”,因为在顾恺之那个年代,画家都被视为工匠,没一个人会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顾恺之是第一个敢于在自己作品上留下大名的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所知道的中国的第一个画家。很可惜的是,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早已消失,只有几幅临摹的留存下来。目前流落在大英博物馆的这一幅是隋唐的临摹版,也是公认最接近顾恺之画风的版本,所以它才会被历代文人推崇,并受到皇室的青睐。
《女史箴图》应该算是一幅“文学插画”,因为它所画的内容,其实来源于西晋大臣张华所写的一篇诗文《女史箴》(“箴”是劝诫的意思,“女史”则是指后宫的嫔妃和女官),里面详细记载了历代贤明后妃的光荣事迹,为的就是告诫宫廷女子该如何尊崇妇德。顾恺之觉得《女史箴》这个“IP”很大,值得蹭一波“流量”,便选了诗文里的12个场景将它们画了出来。
在了解这幅画的内容之后,你应该就能猜到《女史箴图》其实是一幅说教意味很浓的画作,但这其实很正常,不要忘了那可是1500多年前,绘画在当时可不是艺术,它是一种工具,它的功能就是“成人伦,助教化”,至于好不好看,那都是次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女史箴图》第四个场景“冯媛挡熊”,它描绘的是汉元帝在宫中观看斗兽,忽然一只黑熊跑出围栏,大家都非常害怕,唯独他的宠妃冯媛(因其妃位称号“婕妤”,故史称“冯婕妤”)勇敢地走向前去为汉元帝挡住了熊。这就是明显的教化,它在教导所有嫔妃,不管遇到什么危险情况,都应奋不顾身地舍命护君。
但顾恺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的思想冲破了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当然明白自己的画作只是一幅功能性作品,是用来教育人的,没有人会在意画得好不好看,但他依然用一个画家的心态,将这幅画当成了一件艺术品,将它画出了极致的美感。
还是来看“冯媛挡熊”,小个子的冯媛站在黑熊前,神情是那么坚定,而在她身后的汉元帝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的两撮胡子都被吓得飞了起来。汉元帝身边还有一位准备跑路的宫女,急得连屁股都撅了起来。顾恺之将一切人物都画得那么传神,难怪后来的《世说新语》会这样评价他:“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顾恺之的画,是自人类诞生以来都不曾看见过的)。”
《女史箴图》是中国绘画的开卷之作,因为它奠定了整个中国绘画的基调,那就是重线条,不像西方更重色彩和体积。
顾恺之在这幅画里运用了他独创的“春蚕吐丝描”,也叫“高古游丝描”,主要是指他画的线条,都细得和蚕丝一样。顾恺之会极其耐心地用这种超细的线条去勾勒人物的面容神态,让每个人的眼神和表情都充满了神韵。就如同右边“画卷场景12”里的这两位宫女,她们发髻上的红色头饰、垂下来的细发、飘动的衣带,都是顾恺之用高古游丝描勾勒出来的,从而营造出了一种非常轻薄、飘逸的质感,让人回味无穷。我们经常说的“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从顾恺之开始的。他的高古游丝描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巨大,因为一直到了明清甚至是当代,这种画法都在被不断地学习和发展。
(节选自《大英博物馆寻宝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