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丹

　　每次回老家,到了我即将从南方返回北方的日子,临走时,母亲总要一步一挪地走下楼,一步一挪地走下坡,顺着那条约50米长的半环行道,一直将我送到小区门口。
　　我几次张嘴催促她:“妈,你回去吧。”她执拗地摇摇头,倔强地一直挪到马路边,自顾自地张望着车来的方向,说:“你莫管,我晓得哩,我总要下楼走一下的。”
　　接我的车“呼”的一声停下,又“呼”的一声开走,果断得没有给我们留下母子告别的空隙,在母亲的跟前闪出一片空荡荡的空间。车开远了,我回头透过车窗向后望去,母亲依然静静地伫立在原地,久久地注视着我北去的方向……
　　其实,母亲并不是一个有仪式感的人。她与父亲,跟那个年代的许多中国父母一样,含蓄而内敛,羞于表达自己心中对子女的爱意。一则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子女的感受,袒露自己的温情；二则由于物质匮乏,鲜少有鸡鸭鱼肉上桌,让吃荤成为餐桌的一种奢侈,所以过节日和生日的仪式感也无条件讲究。过生日时,祖母在我的米饭下藏了一个煮熟的鸡蛋,我冷不丁扒拉出来,弟弟与哥哥的眼睛立刻瞪得溜圆,恨不得将它瞬间一分为三。祖母一见,连忙解释说:“老二今天过生日,要保佑他长命百岁哩。”在医院手术室上班、赶着去准备手术的母亲笑着说:“那是迷信!再打一个鸡蛋,做成蛋花汤,大家一起吃吧。”
　　母亲忽略形式,对自己也是这样。她认为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是繁文缛节,纯粹是浪费时间,实在是不必讲究。直到她退休了,有了余暇时间,她的爱心才重新洋溢甚至泛滥起来。我们每次回家将要离去时,母亲总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偷偷将红包塞进我们的行李箱,一步一挪地站在路边,目送我们远行,祝祷我们平安、和顺。
　　十二年前,母亲外出下楼,一个趔趄,失足跌下台阶,从此既出不了远门,也行不了远路。加上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缠身,每天需要吃六七种药物,母亲的活动范围以家为圆心,以小区周围数百米为半径,仅仅局限于小城一隅。母亲每次给我们送别,也是始于家门口,止于小区门口。她的思念却绵延不绝,越过千山,跨过万水,直达数百、数千公里之外的异地他乡。
　　而母亲是喜欢出远门的。四十年前,她所在的县城人民医院曾经组织先进工作者去庐山旅游。虽然事隔多年,母亲对旅途中发生的每个细节依然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可现在,她只能让哥哥周末开着车偶尔陪她去小城附近转转,最远的地方就是她当年求学的市里。母亲是多么希望能再去我和弟弟所在的城市看看,她的内心却纠结于自己会拖累我们,三番五次拒绝了我们的好意。她安慰我和弟弟说:“不去了,年纪大了,家里还有你们哥哥哩。”
　　临走的前一天,阳光普照,家乡的小城沐浴在冬日暖阳里。我对母亲说:“我们去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走走吧。”母亲欣然应允。我开着哥哥的车,带着母亲与父亲,自东向西穿过小城的外环路,穿过资江的上游河,在扶夷河与赧水河的交汇处停下。
　　搀扶着母亲衰弱的身体,漫步天子湖国家湿地公园环湖栈道,放眼望去,山势蜿蜒,水域宽广,芦苇摇曳,碧波荡漾。突然,在沙洲的一泓浅水处,欢快地游过来一群大小不一的灰鹅,公鹅展翅,母鹅引颈,幼鹅啄食,好一幅其乐融融的群鹅戏水图。母亲轻轻一指,微微一笑,对父亲说:“你看,蛮有味哩。”脸上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羡慕与怆然。
　　我望着身子佝偻的母亲,湖风掠起她满头的白发,心里十分不是滋味。天子湖的灰鹅尚能阖家团圆、安居家园,而我明天又要辞别母亲,北返糊口了。
　　半个月后,哥哥打来电话说,我走的那天清晨,母亲早早醒来,却再也无法安眠。她翻身去找血压计,猛地一下扭伤了,躺在床上半天动弹不得,却挣扎着爬起来,慢慢摸到厨房,忍痛给我准备早餐……我呆坐在北方城市的楼房里,遥望家乡的方向,眼泪渐渐盈满了我的眼眶。
　　母亲啊,我竟是那样粗心,离家的那一天,匆匆拖着行李,匆匆与你别离,却丝毫没有发现静静躺在客厅沙发一角的你,第一次没有一步一挪地走下楼,第一次没有一步一挪地走下坡,第一次没有站在我熟悉的马路边,执拗而倔强地为我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