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骆玉明教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素来是海阔天空,有时简直不着边际,但很受学生欢迎。作家王安忆2004年调入复旦大学时,专门选了骆玉明的《世说新语》,发现每次都要抢位子,地上都坐满了人。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北大教授许渊冲先生在其一本随笔集中,每篇文章前照例引一节名人格言,大抵如莎士比亚、黑格尔之类,有一篇引的竟然是骆玉明。有人问骆玉明这是怎么回事,他也是一脸茫然。
　　有人从骆玉明的文章气质推测他应有家学渊源,否则不易到此,其实他出身于贫寒的工人家庭,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大体上能够看书,母亲基本上不识字。
　　骆玉明说起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两个字——读书。小学三四年级认字够多时,就开始到处找书看,上课是不听的,低头或透过桌缝看书是最大的乐趣；下了课在外到处瞎跑,钻旧书店、图书馆,顾不上吃饭很平常。他说:“我到初中一年级,读过的翻译小说的数量大概超过一个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可能也超过初中的语文老师。”但除了语文、历史,各门成绩都很差。“不过能得六十分。如果低于六十分的话,就会被父母认为出问题了。”
　　读书有用吗?这没有想过。事后回想,似乎也有点用。有一个时期,骆玉明去了崇明的新海农场种地。劳累是难免的,而更严重的是世界的不可理解使人心愈发茫然。骆玉明回忆:“研究自传的人会说,人们对生活的记忆,往往会把某些细节象征化,成为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点。我也不明白是不是这种心理现象,但确实有一个记忆对我来说非常深刻。”他有一段时期曾经找机会独自住到一个孤零零的草棚里。有一天下大雨,站在门口四下望去,雨像帘幕一样把周围的一切都隔绝开来,所有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他忽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我被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放逐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也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完全生活在一团迷雾之中。”
　　多年后骆玉明读到顾准的作品,为其思想的穿透力所震撼。“我很佩服他,他真的很了不起。有人认为放在世界学术的平台上,顾准的水平也很有限,因为他所思考的问题很多西方人都想过了。但不能这样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以严密的逻辑思维和强烈的激情穿透历史,其思想的深刻性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当然不能和顾准去比,但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拼命找书读,暗下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这种试图走出历史蒙昧的意图,至少和顾准是相通的。”骆玉明说。他在乡下待了六年多,有机会就找书读。公开可以读的有鲁迅和马克思这些读物,无论读得懂还是读不懂的,对激发思考、培育逻辑思维的力量,都有很大的作用。读其他的书,都只能是“地下”状态。完全没有选择的条件,没有任何规则,抓到什么是什么,今天读到一半丢下的东西和明天捡起来的东西,相隔天遥地远。但这也带来一定的好处,骆玉明说:“我觉得自己有个长处,就是能够把完全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而因为对事物的认识无法依赖他人,也就更容易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骆玉明初中没读完,1975年连推荐带“考”成了工农兵研究生——说“考”,是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交出两篇文章。骆玉明交了一篇带有杂文气息的大批判,另一篇则是带有文言气息的游记《鼋头渚记》——算不算文言现在也不知道了。也许当时年轻人中鲜有能写近似文言文者,骆玉明得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研究班的生源混杂,但没有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那是混乱中的侥幸。”
　　当时高校试招研究生,主要为了缓解科技方面的危机,文科只是捎带的。在骆玉明看来,这种研究生是“没有任何计划,没有任何目的,实际上那两年也是没有任何人管的”。幸亏当时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先生是一位严谨而忠厚的学者,他每隔一段时间还尽量找几位研究生谈谈,适当予以指点。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常是随机而发,因材施教,点到为止,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由于没有课程设置,各人全凭自己的兴趣读书。骆玉明将二十四史一本一本地翻过,仔细看过的并不多。不过这也算是有系统的阅读了。　
　　1977年春,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的这种没有学位的“研究生”学历,既不被承认也不被否认。好在复旦的风气还算开明,只要事情做得下来,学历之类也不太当真。骆玉明留校以后作为“青年教师”的若干年中,一直颇受器重。最初,朱东润先生还没有恢复系主任职务,教研室就请他“老带新”,做骆玉明的指导教师。朱先生在《诗经》研究方面有突出的成就,他指导骆玉明,开始就是读《诗经》,这是一门严格的课程。几年前,骆玉明应出版社之邀为朱先生的名作《诗三百篇探故》写前言,对老师的学术成就作了系统的评价,同时回忆了随朱先生读书的往事。他笑着说:“要是老夫子看到我给他写序,不知道会怎么说。”另外,骆玉明还为朱东润先生写过一篇传记性的文章,题目用了杜甫的两句诗——《百年万从事,词气浩纵横》。朱门弟子满天下,不少人对这篇文章有好评。
　　不久,朱东润先生重新担任系主任职务,骆玉明转由章培恒先生指导,同时他也担任章先生的助教,开始了长久的相处。1979年,骆玉明开始登上讲台教书,他的很多学生都比他岁数大。他说:“当时工农兵学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转出去重新读研究生再回过来当教师,一种是离开教学到机关去做干部。我大概是极少数的既没有去读研究生、也没有离开教学工作的人,因为师资紧张,而我当时教书反响很好。”骆玉明似乎总是走着跟别人不一样的路。
　　说到朱东润与章培恒两位先生,骆玉明觉得他们很不相同。朱先生呢,“他人生观念是儒家的,但是思维方式是西方的；他非常严肃,又十分宽厚。《论语》里面讲孔子所谓‘威而不猛’,就是很庄重又很和蔼那样类型的人。”而章先生呢,“虽然一般情形下也是注重礼仪,有旧式文化人的气质,但性格强烈,好好恶恶,颇有鲁迅的味道。”而在思维方式上,他们两位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就是怀疑性很强。
　　虽然跟随过几位著名学者,受到他们的指引,但骆玉明的散漫无拘,似乎并不像其中任何一位。“我尊敬自己的老师,但根本上我还是胡乱读书,胡思乱想。”他说,“我也跟复旦的多数老师不同,他们通常把专业放在前面,我则无所谓专业。我只是一个字面意上的‘读书人’,也就是读书本身对我已经足够。”
　　骆玉明与章培恒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2011年,由骆玉明单独撰写的《简明中国文学史》被译为英文,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骆玉明闲时喜欢看金庸小说。不过,从文学史来看,骆玉明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不会很高:“因为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发现生活和给人以压力感的东西。而消遣性、娱乐性的东西,不会给人带来很多压力,纯粹作为文学的创造性的表达,武侠小说也不会很高。有些学者对金庸的小说评价过度,让人觉得智力好像受了情绪的影响。而且武侠小说从写作过程来说就是一个娱乐性的东西,像金庸这样的作者,也不是对人生、对社会有很大的承担欲望的人。我很喜欢金庸的小说,但是喜欢读和从一个理性的立场上去评价它在文学史的地位,还是两回事情。喜欢读,是因为它好玩,很活泼；特别是在经历过长期的沉闷之后,武侠小说进入内地社会,几乎就是一个大惊喜。后来金庸不停地修改自己的小说,我没对照过。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看完了就忘掉了,它会追着你,它会让你整天不得安宁。因为它是在发掘生活,在质疑生活,在揭示人的不安,那么,它会充满这种不安的情绪,不会让你看完了就忘记的。”　　　(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出版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