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

　　《虞河桥》是我写潍县集中营题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第一部是2023年出版的《乐道院》。写长篇小说是个体力活,尤其同一个题材短时期内写两部,于脑力上更是一种考验。最初创作时,为了避免跟《乐道院》沦为同质化,为了摆脱掉创作《乐道院》时存留在脑海里的情节构思,开头我就废掉了六万多字。当废掉第五个开头时,我终于放弃了跟《乐道院》相同的第三人称视角,改为第一人称视角。
　　当男主人公诺亚以“我”的视角讲述起被囚禁的日子时,我心中的大石头落地了。我知道,一部全新的关于潍县集中营的长篇小说诞生了。记得有文友说过,人有人的命,文有文的命。我深知,《虞河桥》的命就应该从第一人称“我”开始,从“我”结束。这是《虞河桥》最舒适、最流畅的表述方式,只有这样,我才能沉浸其中,真实而又冷静地记录下那段历史。
　　诺亚是二战时期两千多名被关押进潍县集中营里的西方侨民代表,也是战争中所有平民百姓的代表。从他在《虞河桥》中诞生的那天起,注定了他会肩负不平凡的使命。二十岁的他用干净澄澈的目光,打量着在炮火下满目疮痍的潍县,审视着集中营里的爱恨情仇。
　　创作《虞河桥》虽然是一趟艰难的旅程,可是由于我翻阅了大量的关于潍县集中营的资料,对里面被关押的侨民非常熟悉,熟悉他们的生活,熟悉他们的为人……写的过程中,我经常感觉自己正在里面生活,我真的变成了书中的“我——诺亚”,我用诺亚的眼睛看集中营,看战争,看罪恶,看救赎,看潍县百姓那些无私的援助。
　　诺亚在写给母亲的信中如是提到:“如弟弟所称呼的,潍县集中营既是我们的监狱,也是我们的家。那里既令人窒息又令人依恋,既令人感觉温暖又令人感觉恐惧,世界上再难找出第二个地方,让人有着如此复杂的感情。”写到此处的时候,是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那时万籁俱寂,室内暖气温度适中,窗外不知什么时候飘起了雪花。楼下的路灯在迷蒙的雪中,散发出温润的光泽,我忽然潸然泪下。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在这个冬夜,坐在温暖的书房里,深深体会到了那段历史的残酷性……我又一次进入了1943年,进入了1943年的潍县集中营,我变成了二十岁的诺亚,变成了四十岁的西蒙,变成了暗夜中往集中营里偷偷投放食物的潍县百姓……他们的悲伤,他们的恐惧,他们的饥饿,他们的绝望,以及他们对和平的向往,也变成了我的,实则那也是战争时期全人类的悲伤、恐惧、饥饿、绝望和向往。
　　集中营十字楼的阁楼,是诺亚跟外界接触的唯一窗口。通过这扇窗,他看到了墙外围绕集中营汤汤流淌的虞河,以及虞河边的一家三口,还有那个抱着大白鹅奔跑在虞河边的中国男孩。他在心里默默为那个男孩取名“比尔”,他羡慕比尔能自由地奔跑,羡慕他能跟随在父母身边,羡慕他有一只优雅的大白鹅……诺亚从比尔身上看到了“光”,为了留住心中的这道“光”,他拿起了手中的画笔,开始把集中营里的日常画成连载漫画《虞河桥》,并且创作了同名话剧剧本。当时的他并不知道,他创作并导演的这部话剧,葬送了墙外比尔的性命。
　　当话剧《虞河桥》在集中营里被搬上舞台后,彻底暴露了潍县百姓对侨民生活、医疗、通信、出逃等方面的援助。墙外的比尔因此被日军淹死在了虞河。这时的诺亚才明白,自己在战争面前是如此的稚嫩和天真,他不能原谅自己的“罪恶”,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比尔。他也深切地认识到,在战争面前,不管是被关押在集中营内的侨民,还是在虞河边自由奔跑的比尔,任何人都不能独善其身,都是被战争关押在牢笼里的囚禁者。
　　诺亚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为什么秋天到了,河边的高粱地却已荒芜,只有那只大白鹅孤独地在那里游荡?比尔去了哪里?他们一家三口去了哪里?妈妈,每次梦到这里,我都会心痛,痛到在梦中干呕。我竭力从脑海里搜寻出漫画书稿和话剧剧本《虞河桥》,想看看比尔去了哪里……
　　从集中营被解救出去以后,老年的诺亚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忘记了眼前的事情,可是遥远的潍县集中营却一刻不曾从他的记忆中消失,集中营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难友,还有无辜的中国男孩比尔,他都没有忘记。
　　在《乐道院》中,我曾经写道:“在战争面前,每个人,每座城,都是孤儿。”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虞河桥》,适应于诺亚、比尔和所有被关押的侨民身上。比尔死后,诺亚经常坐在阁楼上,呆呆地望着墙外的虞河,那个抱着大白鹅在虞河边奔跑的无辜男孩永远回不来了。这一刻,不但诺亚醒悟过来,坐在书桌前的我也深深地意识到,战争年代,平民百姓的死亡,如同一粒草芥,风吹过,留不下一丝痕迹。唯有祖国强大了,人民的命运才能得以改变,人民的生命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侵略者才能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