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恒雷

　　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我们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的印象,多是来源于中小学课本。以笔者为例,八大家的作品只有曾巩和苏辙在读《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前没有涉及过,其他人的作品均在课本中学过。此书的写作体例对八位宗师几乎是一视同仁的,既有传统传记从生到死的一以贯之,又有评传式写法的夹叙夹议；既吸纳了电视节目版情景剧的优秀文案,又配上了相关剧照与文中涉及的文物实景图；既有各位宗师代表作的附录与赏析,又有后世的纪念地与文化遗存介绍。可以说,一卷图书在手,八大家的相关资料精华尽在其中了。
　　本书摈弃了传统传记较为呆板的按部就班写法,结合诸多新颖手段,再现了八大家的喜怒哀乐与社会生活场景,让读者深入唐宋时代,进入他们的现实生活,知晓他们的衣食住行,从而进一步理解其作品创作的来龙去脉,产生深深的共情。
　　“唐宋八大家”是男人的世界,而他们背后,是母亲、嫂嫂、妻子等女性角色的无私奉献,铸就了他们人生的辉煌,比如韩愈的嫂嫂郑氏,柳宗元的母亲卢氏,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苏洵妻子程氏,王安石母亲吴氏与妻子吴氏,苏轼妻子王弗、续弦王闰之、侍妾王朝云,苏辙妻子史氏。这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当数欧阳修母亲郑氏,因为郑氏“画荻教子”的故事,让她得以和孟子之母、陶侃之母、岳飞之母并称为“古代四大贤母”。
　　本书更值得称道的,自然还是八位文化宗师彼此的交往,以及他们与同时代文人的真挚友情。柳宗元与刘禹锡同是被贬的“八司马”,两人患难与共；欧阳修对曾巩、苏轼等人均有恩师之谊,世所共知；司马光与王安石均是宰相之才,二人同朝为官,虽政见相左,但均是正人君子,私交甚笃；苏轼、苏辙、王诜、李公麟、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米芾等人的“西园雅集”,是北宋文人交往的巅峰。而曾巩与王安石二人“年少相识,彼时二人均未踏上仕途,对对方的欣赏都是基于人品和才华”,当曾巩屡试不第,遭人恶意中伤时,王安石仗义执言。“曾巩在自己身处乡野、前途尚未可知之时,多次写信给恩师欧阳修、蔡襄,推荐‘古今不常有’的王安石。二人惺惺相惜的情谊是纯净而质朴的。”人到中年时,因为对变法的政见不同而分别了十几年,但对彼此的挂念并未停止。直至晚年,“当他们历经人生的起起落落后,还是相敬相亲,在彼此的陪伴下,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本书最后出场的是苏辙。与曾巩类似,苏辙在课本中也是难觅其迹,他的称谓是苏轼诗词中的“子由”,是“苏轼的弟弟”,他的《民赋叙》是写给朝廷的财政报告,却成了千古名作。读到他为了解救因“乌台诗案”下狱的苏轼,而愿意舍官救兄的《为兄轼下狱上书》时,真的感人至深,不卑不亢。恰如崔铭教授介绍:“苏轼经常跟别人说,我弟弟的文章写得比我好,你们都不了解。”如果说苏轼是谦虚护弟的话,苏辙出使辽国,在辽国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地完成了任务,大大稳固了边疆局势,上奏《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提出“为防泄露国家机密,应当加强边境监管；杜绝宋朝货币外流和边境私铸铜钱；应重新评估宋辽关系,近则保和平,远则备战边防等等”,均显露了他卓越的政治外交才华。
　　而苏辙最令人称道的功绩,还是其晚年撰写的万字长文《颍滨遗老传》,为“三苏”,也为那个时代作传。恰如本书最后对“三苏”的评价:“其实纵观中国历史,‘三苏’都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苏轼并非横空出世,没有苏洵的教育,苏轼、苏辙二子的境遇或许会有所不同；没有苏辙晚年的记录,我们对苏轼乃至对北宋的了解都会少一块很大的拼图。苏洵、苏轼、苏辙,苏氏父子三人相辅相成,‘二苏’继承了父亲的文风,苏轼将其发扬光大,苏辙坚守传承于世,缺一不可。”此论也适用于“唐宋八大家”对古文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正是因为以他们为代表的文章家不遗余力的继承与创作发展,中华文脉才能继先秦两汉后掀起又一座高峰,让后世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