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开宗明义,王学泰先生首先言明,他的《“水浒”识小录》一书之所以采用笔记的体例写作,是因为笔记可长可短,收放自如,有利于阐释个人的独特见解,能够使读者更多地了解他对于《水浒传》和有关水浒故事的个人意见。而王先生的《“水浒”识小录》也果然是一部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文史笔记著作——书中的内容以水浒故事为基点,延伸到宋、元、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通过对朴刀、杆棒等各种兵器,以及对大赦、招安等各种制度的考证,对中国古代的法律、政策和民间社会的江湖意识、世俗心理等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与细致的解读。
　　初读《水浒传》,可能大多数人对于朴刀的印象仅限于一种兵器,尽管它在小说中频繁出现,但对于朴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兵器,一般人却不甚了了。通过王先生详细的考证,可知朴刀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刀型兵器,它原来是一种刀杆细长,刀头较小,可搠可砍,流行于民间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陋兵器。非止于此,朴刀的使用同时也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因为它脱胎于农具,所以宋元小说中朴刀的使用者多是盗贼或者是社会底层人士,一般社会上层人士是不会使用朴刀的。比如,卢俊义是大财主时使用朴刀,做了山大王还是使用朴刀,后来成为朝廷命官依然使用朴刀,这就与他的身份不符。由此可以推断出,《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对于朴刀如何使用以及朴刀使用的范围已经不像宋人和元人那般清晰,这对于判断《水浒传》中哪些情节和文字出自宋人和元人之手,哪些是施耐庵本人的原创,提供了一条相对清晰的线索。
　　在一个等级分明而又缺少公正的社会中,如果说朴刀杆棒是为社会底层人士游走江湖、用以争取个人权利、反抗专制统治的武器,那么,发迹变泰则是他们期盼改变个人命运的梦想——围绕前者,产生了“好汉”“义气”“聚义”“江湖”等等这些话语,围绕后者,则产生了“招安”——前者是一般游民聚拢人气的投资,后者则是他们重返主流社会的渠道。在这里,王先生细心梳理了招安的历史流变,从流民回归的角度分析招安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进而以《水浒传》为实例,剖析了梁山好汉之于招安的微妙心理:宋江一心一意地想尽快招安；吴用欲迎还拒,主张在实力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判招安；李逵出于对梁山小团体的依附心理而反对招安；鲁智深因为熟悉统治阶级内部的情况,对招安的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拒绝招安……王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绿林好汉与风尘女子相似,没有不想从良的,谁能把山寨生活作为终生追求的目标呢?
　　《水浒传》原本即是一部集中国世俗文化之大观的作品,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社会史料,无论是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人格与心理的角度,无论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均能从中解读出世俗社会的种种奥秘。读完《水浒传》,你就会发现,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从古至今,世俗社会中的人情世故与价值取向,原来一直就是这样的,讲人情,拉关系,别亲疏,分远近……许多江湖意识渗入主流社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潜藏在一般人的心灵深处,过去如此,今天也莫不如此。
　　诚如王先生所言:“《水浒传》是集‘朴刀杆棒’‘发迹变泰’的故事于大成的长篇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游民的奋斗与生活,是许多江湖人的个体奋斗史。”王先生的《“水浒”识小录》一书的妙处,则是为读者提供了一把解读《水浒传》、乃至解读中国世俗社会的钥匙——王先生抽丝剥茧,抉隐索微,让我们从《水浒传》中发现并还原世俗社会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