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是个学科前沿话题。在相对成熟的既有文学史观及其相对应的史学实践的书写背景里,如何实现新的尝试且取得更大进步的书写,可能已经变得愈加困难,而一些重要课题亟待解决又呼唤新的研究的展开。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同根同文的历史和现实,香港、澳门的主权恢复,为国别基础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提出新要求,既往那种把台港澳文学简单而直接地续接在所谓相对成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后面,不能粗暴地说是“狗尾续貂”,但也可以说是“虎头鼠尾”,这种不愿或不能深入台港澳文学内部事实从而难以统观大陆与台港澳文学的整体的做法存在明显的不足,使得中华民族现当代文学的丰富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掘和发挥。黄万华教授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70万言新著《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是他自2005年后持续研究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成果,也是在如何整合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资源这一课题上的重要突破。
　　作为对“战后”这一重要历史年代文学展开研究的新成果,《跨越1949》一书将以往被忽视的1945—1949年文学与1949年后十余年的文学打通研究,将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都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版图,改变了以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香港、台湾文学或缺席、或被“强行”纳入而疏离的状况,使得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互为参照的研究得以真正深化,实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跨越”式言说。
　　《跨越1949》一书《导论》中有一段表述作者关于战后中国文学史观念的话语:
　　面对差异丰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我们既要找到各个时期“主导性的种种形式”,又要敏锐关注“自由的潜在可能”,在两者的“协合”中呈现“新”“旧”之间叠合、附生、共存等丰富状态。不同时期的文学存在的种种差异反而包含着“相互涵盖”“相互补充”,其缘由就是它们在以差异为前提的总体化历史发展中,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性。历史的联系性、文学的整体性中恰恰包含丰富的差异性。就“人民的文学”而言,它恰恰以与此前的五四个性主义文学的差异而被包含在“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中,而其自身也包含作家在文学层面的展开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导引之间的差异;当然差异会有丰富或失落文学自身的不同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人民的文学”也与其他非“人民的文学”同时存在于“人民的文学”阶段。在它成为此阶段文学的主导型形式时,其他“自由的潜在可能”也存在；而当后者被驱逐时,也损害了前者自身。正是所有这些差异才构成了跨越“1949”的历史联系性和文学整体性。从抗战时期文学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到战后文学“重建”多路向的呈现,直至“百花时期”“调整时期”文学空间有限度的拓展,丰富的差异性始终内在地推动着文学跨越诸如“1949”那样的历史门槛。
　　《跨越1949》一书正是在社会发展“总体化的历史进程也呈现开放性的格局”的既有认识的基础上,以“人民的文学”为切入点,在“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中抓住1945—1949年这一时间节点,探寻此一阶段前后不同时期中国文学的丰富的差异性、异质性和内在关联性,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其努力目的:“一个有某种学术难度的问题被置于大陆、台湾、香港互为参照的整体中予以考察,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在全书十章关于大陆、台湾和香港文学分合有致的史述和史论里已然详尽。
　　任何一种观点或说法,一旦袭用既久,似乎就成了某种公理而固化在记忆深处,这也是习惯的力量。异质性观点的出现,往往来自于也许看似偶然的一个信息。《跨越1949》中一些重要史料的发现和使用,让人感受到作者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的原点。其关于作家的创作信念、精神、实践如何跨越“1949”的政治、历史分水岭的探讨,有效地实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血脉联系的深度揭示。也正是在这一向度上考察,比较此前文学史写作,《跨越1949》真正实现的“跨越”所在:既回答了当代文学研究对“发生”的追问,也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对“后续”的关心。
　　《跨越19449》的学术活力还在于它会引发对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诸多延伸性思考,提出新的问题；也相信黄万华教授在既有成果之后,纵探横索,以其一以贯之的严谨与勤恳,会实现更大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