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

　　《南极的诱惑》不是本完美的书,没经过长久的沉思,有点急就章,但恰恰是匆忙的记录,让我感兴趣。有缺陷,但不做作；不精致,但很质朴。作者动心动情,记下了最初的新鲜感。“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我喜欢这个“火急”,这原是我们干记者的看家本事,到了哪里,就不停地记,留心眼中的一切。作者已不是普通游客,她是南极的特派记者。有使命在身,就累。让我佩服的是,她一次次克服了“困神”,做了足够的观察。于是,一个个传神的细节,自笔端流出。
　　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目下,大量的游记体散文,多是记录静“景”,不灵动,无摇曳之姿,亦无葳蕤之韵。为何呢?原因在于主体性丧失,没有我的存在,也就是没有自己思考的划痕,为物所蔽。王力丽则不然,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想,跟自己较劲。她是个矛盾体,一边禁不住南极的诱惑,一边又不停地反思。“作为游客的我有深深的负罪感,来了,就抑制不住的喜爱想靠近,可看到它们怯生生犹疑不前的样子又强烈的内疚,干吗要来,好奇,探秘,潜意识的炫耀,我们考虑到企鹅们的想法了吗?得到海豹们的同意了吗?冒昧放肆不请自到,要不是有志愿者强制规劝,俨然主人一样到处乱窜,还有一点起码的礼貌和尊重吗?”不停地思索,关键是,她十分重视自己的思索,珍惜自己的思索。王力丽启发我,要自珍,如不自珍,“则无穷妙绪,皆如雨珠落大海矣”(章学诚语)。
　　作者一直在寻找,寻找什么呢?寻找她思维的边界,然后突破这个边界。我有个观点,行走半径,决定着思维的半径。作者的寻找,沿着两条线,一条是明线,是直奔南极而去,可感可触。比如登上达摩角,“我尝了一口南极的雪,沙粒似的,冰凉凉的,这是最干净的雪,而且自里到外的干净。”明线中,关于南极的讲座,占了大篇幅,我感兴趣的是她提到的几个探险家；一条是暗线,是寻找文学,可思可语。她寻找的最多的是聂鲁达,关于聂鲁达的诗句张口就来,然后是安徒生、惠特曼、马尔克斯、茨威格、杰克·伦敦、梁实秋、木心、张炜、龙应台等等。两条线也有重合的时候,比如在去南极途中,巧遇作家张悦然,那重合的对话,也蛮有趣。“她曾经去日本乘坐新干线专程去拜访川端康成写《雪国》时住的那个房间……这次来智利,在很有限的时间内,去找她喜欢的作家波拉尼奥曾经在智利住的一个朋友的房子……”“其实我也特喜欢这种方式。最早去巴黎时,专门到塞纳河左岸,找到‘花神’咖啡馆二楼,那个萨特和波伏娃经常约会的地方,那时俩人常常各占一张桌子,喝着咖啡写作。看到桌子,就感觉离他们俩很近,仿佛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作者曾想到聂鲁达的故居拜访,因为跟团旅游,不能随心所欲,问导游聂鲁达故居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清楚,于是发出“向诗人居住的方位遥拜致敬的可能都被剥夺了”的感慨。
　　这本书唤醒了我久埋的记忆。我曾登上过雪域高原,站在冰天雪地,仰望接天雪峰,竟泫然涕下。而我看到的,跟南极比起来,不可以道里计。南极是真正的圣土、净土,真正的世外桃源。我想,假如陶潜到了南极,会说什么呢?也许是“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也许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忽然想起陶潜的一个典故,记不准确了,查《词源》,有如下表述:“《宋书·陶潜传》载,“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之。”我折服陶潜的率真,我欣赏王力丽的也是率真。
　　《南极的诱惑》是一坛酒,新酿的,陈一陈,再喝,可能口感更好。但我这急性子,哪能耐得住啊。
　　漉酒有葛巾,一尊酹晶莹。南极,去还是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