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鹏

　　小时候,跟周围的人相比,我家里算是有不少书了。记得在自家的自行车棚里,有着比我的脑袋还高的一个个柜子和比膝盖还高的一堆堆箱子,柜子与箱子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有父亲的晦涩难看的专业技术书,有大摞的印着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字样的红皮书,也有不少封皮破损或干脆没有封面的古籍书,那些残损破旧的书皮总是让我联想起邻居刘奶奶脸上的褶子。而这种联想在童年的脑中也是转瞬即逝,我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手上的一本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刷的《东周列国志》——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居然是竖着写,而且要从后往前翻着看。
　　除了书,那些柜子和箱子的角落里,我还常常能捡拾到诸如黄灿灿的金属像章、发黄的笔记本,笔记本封面上印着三角板和一个戴着安全帽的人,正猫着腰看一架望远镜模样的怪机器。有一次,我还发现了几张红色的塑料“大盘子”,上面有一圈圈细纹,我给它取名“飞盘”,我和几个小伙伴把它们当玩具,在基地大院的操场上人手一个扔来扔去。直到几年后父亲问起我那些“飞盘”的去处时,我才知道它们竟是录有珍贵资料的录音盘——唱片。至于去处,我自然是“一问三不知”装糊涂,因为我实在记不清楚将它们扔到了哪个旮旯还是哪条臭水沟里了。　
　　自行车棚里的灯泡仿佛从来都是坏的,童年的我常常不得不在阴暗狭窄的空间里搜寻我想看的书。掀起箱子盖或是拉开柜子的门的时候,总是先蹿出一股发霉的混杂着油墨味的气息,让人恶心。可是寻书的欲望迅速击败了逃出去的冲动,我深吸一口气便义无反顾地将小脑袋塞进书箱里,在书山卷海里翻找自己感兴趣的书。
　　然而寻书的艰难未止于此。常常在翻出一本老书的同时又带出几个小小的生灵,有时是一条壁虎满腹狐疑地趴在箱子壁上,大概是还没弄明白哪儿来的不速之客惊扰了它的美梦,又或是两只蟑螂短跑运动员似的比赛着从狭缝处蹿出,溜到了更阴暗的角落。壁虎蟑螂们安顿下来的时候,灰头土脸的我已跨在了车棚的门槛上,手里捧着有比我脑袋还大的书。书挺重,看久了又不得不屈腿,支撑在膝盖上,门槛外半个身子,门槛内半个身体,一看就是半天。
　　而今,在以驴友、探险为时尚的今天,谁又能想到童年的我在小小车棚里竟也有一段寻宝探秘的经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