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刀

　　《驯化:十个物种造就了今天的世界》的作者艾丽丝·罗伯茨有多个身份:医生、学者、作家、主持人,布里斯托大学解剖学讲师,伯明翰大学客座教授,是难得一见的在人类学、考古学、文明史、人体解剖与基因科学等领域都精通的全能型专家。本书中,罗伯茨选择了犬、小麦、牛、玉米、土豆、鸡、水稻、马、苹果以及人类,十个物种,讲述了各物种间相互纠缠、彼此影响的史诗故事,揭示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是怎样发展而来,未来又将走向何处。
　　提起驯化,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站到“人类中心论”的高处俯视那些被驯化的物种。不过,在罗伯茨看来,除了马,许多物种的驯化一开始并非人类主动作为的结果,更像源自彼此的共同需要形成的共生关系,比如人类的忠实朋友犬。
　　4万年前,人类尚处于狩猎采集时代。冬天难以觅食的灰狼时常会出现在人类居住区周围,寻找被人类遗弃的“残羹冷炙”。夏天到来后,“狼群开始参与到狩猎行动中”,帮助猎人提高捕获率。随着这种温和共生关系的建立,猎人捕获增加,猎人给狼的食物数量也相应增加,最终助推犬种群数量走高,二者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罗伯茨认为,“人类不断驯化新的物种为己所用,而同时,这些物种也在‘驯化’人类,它们的印记留存在整个人类社会,沉淀在我们的基因中,最终共同塑造了当下的世界”。如人类有时不得不为了顺应驯化家畜的习性,迁徙跋涉,为了提高水稻收成,寻找开垦那些水源条件较好的田地。
　　人类被驯化的除了外在的生活习惯,还有内在基因的变化。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指出,“今天大多数主要的人类传染病与寄生虫,要不是农业兴起,根本不会在人类社会中生根”。事物总是这样,矛盾总会相伴而行,这也是自然的基本法则之一。
　　贾雷德在《第三种黑猩猩》中谈到,人类与非洲的另外两种黑猩猩的基因组差异不过1.6%。但就是这样的细微差别,却造成了人类与黑猩猩的天壤之别。而在今天,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在许多人身上或多或少留下了难以抹灭的印迹。
　　杂交是所有驯化物种演化的必然经历。历史上的野牛高大,青铜时代的马矮小,小麦最初穗粒较小,土豆一开始是有毒的,玉米原来并没有今天那样高大,天山山麓的苹果树可以长60英尺高……然而,“像粳稻在向西传播时曾与原始籼稻发生过杂交、哈萨克斯坦的大圆苹果在向欧洲传播时曾与欧洲野苹果杂交一样,当代人类的祖先也曾与欧洲和西亚土著人——尼安德特人进行过通婚交流”。杂交有助于种群“获得新的活力”,特别是延续“野性”基因。当然“杂交(也)可能还会导致伦理问题,即驯化物种的基因‘污染’野生物种”。
　　物种的传播与人类活动密不可分,毕竟驯化物种与人类形成了唇齿共生的关系,像玉米在全球的传播路线图就暗合了“航海大发现,全球贸易线路和帝国的扩张与崩塌”。当人类带着驯化物种迁徙或者贸易时,物种自然开始在全球传播,间或与野生同种实现杂交,这也是早期驯化物种越来越多样化的重要原因所在。
　　尽管人类总是希望传播好的一面,但事物总是矛盾的。“哥伦布大交换”实现了新旧世界物种的交流,但病原体也是“哥伦布大交换”的一部分内容。
　　毫无疑问,想象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但有时想象又显得有些愚昧,甚至阻碍文明的脚步。尽管土豆曾为安第斯文明作出重要贡献,但在向北欧传播过程中,因其“古怪畸形的块茎就像畸形的四肢一样,因而被人们与麻风病联系在了一起”。嫁接杂交在今天稀松寻常,但在历史上曾遭遇禁令:公元前3世纪的犹太法典《塔木德》“明确禁止一种树与另一种树嫁接”,“将两种不同的动物杂交也是被禁止的”。
　　“人类是一种具有很强社会性和包容性的动物,”罗伯茨认为,“今天,人们能够在拥挤的大城市中生活,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容忍度很高”。容忍有时代表的是对自然环境的顺应,顺应实际是人类善于学习的写照。因为学习,人类对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有了更新和更深的认识,并最终认识到生物圈并非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罗伯茨指出,“为了维持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把生物圈推向极限”。这并非危言耸听。与人口快速膨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物种正遭遇灭绝的空前危机。有学者甚至大声疾呼:地球上正在遭遇第六次物种大灭绝。
　　可以肯定的是,诞生并进化于生物圈的人类,不可能弃万物而独自逍遥,结果只能是走向孤独求败,自取灭亡。正因为如此,罗伯茨最后呼吁,“现在,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培植物种的野性。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我们可以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我们需要学着如何与自然相处。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似乎是,学习如何接受与各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与野生物种共同成长,而不是去征服它们”。
　　一言以蔽之,无论人类科学技术如何发达,友好共生,仍将是人类与万物共存的基本自然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