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开始有意识系统地研究西方的文化、制度、历史。中国比较系统地研究希腊罗马,是在1949年以后。而日本从十九世纪后期就已经比较系统地展开了这方面工作,而且一直延续下来,因此他们的学术积淀比我们深得多。
　　以《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这本书为例,古代流传下来的亚历山大本人的传记可能也就是五六种的样子,比较系统的可能有希腊作家和拉丁作家写的四种。但是在中文世界里面,只有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的商务印书馆中文译本,当年还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另外的本子,比如说鲁弗斯的、查士丁的,在中文里面没有。但是,日文里面都有。日本学者能追踪到学术前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现代西方著作的翻译比较多。
　　因为有比较多的资料和学术积累,所以这套书能够给我们提供很多相当具体的故事,或者是一些新的看法。我们的历史当然是要追求教育功能的,但另外一方面,历史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大家读起来就是一种娱乐。中文世界的书很多时候是一副“祖师爷”的面孔,总是要告诉你这个道理、那个道理。有时候道理太多,最后什么也没记住,反而不如几个故事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