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任何一场瘟疫都是令人恐惧、创痛甚巨的灾难,但它产生的连带效应往往会超出人们的预期,比如,曾经流行于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就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对于欧洲来说,14世纪中叶是一个极为悲惨的时期。从1347年至1353年,一场被称之为“黑死病”的鼠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之相比,发生在20世纪、堪称人类史上最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国家因战争而死去的人数也仅为当时欧洲总人口的5%,足见黑死病这场瘟疫对欧洲的创痛之巨。
　　当时,黑死病的流行不仅造成人口大量减员,还导致其后的一百年中欧洲人口一直处于缓慢的下降状态。这种局面颇为类似今天日本的少子化,理论上说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但因为干活的人少了,劳动力价格自然狂涨,另外农民们只挑好地种,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居然不断上升。这样一来,粮食成为当时最不值钱的商品,难怪有历史学家将黑死病过后的欧洲比喻为“发生了一场悄无声息的土地革命”。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黑死病发生之前,中世纪的英国还延续着封建庄园制度,贵族占据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农民被作为农奴固定在土地上,只不过是贵族的私产。
　　但是黑死病的猝然而至打破了这种平衡。在劳动力稀缺的情况下,农民成为了“香饽饽”。农民在获得了一定的劳动力议价权之后,农奴制开始瓦解。一方面有地无人耕,农场主的收入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受到重创的城市需要恢复,城乡流动变大,农奴也希望到城市去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贵族老爷们当然要保护自身的利益,比如英王爱德华三世就曾发布《劳工法令》以维护农场主利益,法令要求佃农的工资不得超过瘟疫前的五倍(听起来已经够吓人的了),其结果是引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类似的事件在黑死病过后的欧洲中世纪晚期时有发生。当同时代的中国农民因为“无立锥之地”揭竿而起时,欧洲农民起义的原因居然是要求“涨工资”。
　　当然,自古地主老财们都是狡猾的,面对雇不起佃农又不想让地撂荒的局面,封建贵族们很快想到了解决方法——将土地转而种植牧草,放牧绵羊,剪下的羊毛织成棉毛制品,刚好可以卖给那些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要求穿好点的新兴阶层,于是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在因黑死病而受损最严重的英国率先展开。大量大型牧场为城市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毛纺织原料,再加上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后爆发的外贸需求,手工业工厂主们开始了原始资本积累,这些工厂主、商人以及大农场主成为英国社会早期的资产阶级。羊毛产量的增加反过来又刺激了纺织工业的发展,工厂主们面临与地主们同样的劳动力价格昂贵的问题,他们不得不更多地仰赖机器,这反过来促进了机械设备的急速进化,最终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展。
　　黑死病导致人口减员,人口减员造成劳动力成本高昂,进而促成圈地运动,最终催生了工业革命。这一历史多米诺骨牌的构建听上去有些匪夷所思。对比同时期的中国明清两朝,陷入的却是另一个循环:人口膨胀导致边际效率递减,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口摊薄,技术革新的收益也变得可以忽略,所以明清有增长却无发展。
　　人类的经济活动基于社会协作体系的构建,而疫情的暴发,往往导致这种协作网络的打断和重启,其造成的损失当然是巨大的,但按下这个重启键之后,协作网络往往会产生新的协作模式、甚至引发新的机遇。瘟疫对人类发展造成的影响,有时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单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