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月同天”的前尘往事 日本正仓院:一船明月一帆风 　　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本因晚唐国内动乱,停派遣唐使,在华的遣唐使也陆续回国。日本留学僧敬龙回程时,唐朝好友、诗人韦庄写下此诗。
　　日本是岛国,往东走就是茫茫无际的太平洋。在古代的航海条件下,东向没有出路,日本几乎是世界的边缘。东瀛岛国成为文化东输列车的终点,风雨不动的奈良正仓院里,依旧沉淀着大唐风华。继傅芸子《正仓院考古记》之后,专门研究汉唐史、东亚历史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新近出版《正仓院》一书,系统介绍正仓院文物,展示了盛唐文明的风采,反映了文化交流所缔造出的东亚文化圈的真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九龙　　　　　　　

1200多岁的仓库
　　最初,正仓院所有的藏品,是进献给佛陀的。
　　公元5世纪,西晋皇室司马氏的一支迁徙到日本,在奈良地区定居下来,结草堂拜佛,成为日本早期佛教传播的代表。不过,真正蔚然成风,还是几百年后。
　　朝鲜半岛上,中日白江口一战,让日本认识到眼前的唐帝国是多么强大。这种强大不仅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更是国家制度、法律体系、文化艺术的全面发达。
　　从此,遣唐使前赴后继地踏上大唐的土地。每次数百人,人员多为日本国内挑选的精英,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留学生,而负责学习佛法的留学僧占到了一大半。
　　鉴真东渡,就是请高僧鉴真扎根日本,授戒传法,开海东佛教一脉。听说鉴真允诺后,日本圣武天皇喜出望外,当时他被国内大地震、流行病和内乱困扰,亟需灵魂导师相助。
　　于是,圣武天皇倾国家之力,建造世上最宏伟壮观的寺庙“东大寺”,恭迎高僧鉴真。只不过,鉴真德高望重、名动天下,被大唐限制赴日,所以他只好冒险偷渡,前后六次出航,耗时11年才到达日本。
　　正因为如此,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木构佛殿也盖了十多年,圣武天皇年年翘首等待,从天皇等成了太上天皇。公元754年,鉴真终于在崭新大气的东大寺立坛授戒,开日本佛教律宗祖庭。
　　为了保管寺内财宝,东大寺里建起了十多座仓库,最后只剩下一座,就是现在人们见到的正仓院。这是一座外观朴素的唐式建筑,始建于公元750年,历经1200多年风雨、地震、战乱而不倒,堪称木构建筑奇迹。1998年,正仓院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圣武天皇驾崩后,光明皇后将天皇生前最爱的600余件宫中御用珍宝献入东大寺,藏于正仓院。后来光明皇后又多次献宝,成就了这座文物宝库。
　　如今,正仓院收藏有服饰、家具、乐器、玩具、兵器等各式各样的宝物9000余件,其中400多件是中国盛唐时期漂洋过海到达日本的艺术珍品。即便是日本本土的藏品,也带有浓郁的唐代风格。
　　正仓院内外至今保存完好,让世人见识了日本人的性格。自落成至明治期间的1200多年间,正仓院只进行过12次大规模清点曝晾,此外绝对秘不示人。难得的是,每件珍宝的进出都有严格登记,这些登记簿本身就已经成了文物。
　　从1946年开始,每到秋天,正仓院会拿出少量文物短暂展出,一年一次、一期一会。每年晒宝时,需先通过天皇的命令,经过一套郑重、严谨的开封仪式,才能对文物进行检点、调查、晾晒和修复,过后则再以御书封条封闭,仪式感极强。
　　2019年秋,伴随新一任天皇的即位典礼,奈良国立博物馆“正仓院展”拉开帷幕,与此同时,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展也精彩呈现。
　　“正仓院展”成了全球文博爱好者心中的胜地,也成了中国人寻找盛唐风韵的一个窗口。
“高仿”来的唐式屏风
　　在贵族的带动下,日本对唐文化的喜爱是全方面的。
　　日本气候多雨潮湿,皇宫的房屋尽可能宽大,以利于通风。为了起居方便、隔出不同功能的区域,屏风在奈良时代的皇室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根据《国家珍宝帐》记载,正仓院收藏过100叠屏风,计596扇,保存至今约40叠。
　　鸟毛立女屏风是典型的六扇屏风,系当年捐献的皇室遗物。从画面看,前三扇是立于树下的美女,后三扇的美女则坐在树下岩石之上,姿势各异。画中的美女蛾眉长目,体态丰满,双颊施朱,樱嘴点红,浓妆艳抹,很有唐朝美女的感觉。
　　她们身上穿的羽衣更是了不起。当年太平公主曾用各种珍奇飞鸟的羽毛编织成色彩斑斓的裙子,让人啧啧称奇。于是贵妇人群起仿效,竟把江表岭南的珍禽异兽毛羽采集殆尽。穿着羽衣翩翩起舞,这事后来杨贵妃也干过,那首《霓装羽衣曲》就是明证。
　　1995年,陕西富平南陵村发掘的景云元年(710年)节愍太子墓,后室西壁绘有树下贵妇屏风六扇,和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有异曲同工之趣。1988年,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氏墓发现了中晚唐屏风壁画,同样是由六扇组成。由此,人们不难联想,正仓院的鸟毛立女屏风是从唐朝“海淘”入日本的。
　　为此,日本专家们对画上所用的羽毛进行了分析,发现竟然是日本雉鸡的羽毛,衬纸也是日本所产。所以,这件屏风是日本人的“高仿”作品,其对唐朝仕女画惟妙惟肖的模仿令人称奇。
　　正仓院收藏的屏风中,还有一类是书写格言警句的,例如:近贤无过,亲佞多惑；清贫长乐,浊富恒忧: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君臣不信国政不立,父子不信家道不睦。这些屏风同样是用鸟羽粘贴而成,内容多为儒家至理名言。
　　唐太宗把治国之道书写于屏风自励,甚至将政务官、地方官名字写在屏风上,反复斟酌,励精图治,成为唐代有名的故事。日本天皇的这类屏风,恐怕受到了唐太宗故事的激励。
　　实际上,天皇所用的屏风,相当一部分是从唐朝输入的。在《国家珍宝帐》上,赫然记载着“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屏风”,由此可见一斑。
　　围棋是中国的发明,所谓“对弈”就是源于围棋。琴棋书画是中国古代贵族的基本功课,日本贵族也仿而效之。
　　相传遣唐使中有一位日本王子,擅长围棋,在日本没有对手。王子兴高采烈地随遣唐使到中国,想要领教唐朝国手的水平。
　　大唐天子唯恐输了棋有失大国颜面,所以让翰林院的第一国手顾师言低调应战。双方战了23手,顾师言才略占上风。旁边官员为了面子,谎称此人只是大唐第三国手。日本王子听后,投子长叹道:“小国第一,不如大国第三。”
　　时至今日,围棋在日本家喻户晓,普及率之高,犹胜我国。正仓院保存着三套非常精美的围棋棋局,说明当年的天皇也是围棋爱好者。
王羲之“圈粉”天皇
　　2006年春天,上海博物馆和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共同举办了“中日古代书法珍品展”,首次展出了被日本定为国宝的王羲之《丧乱帖》和《孔侍中帖》。
　　排起长蛇队的观众,每人脸上都带着喜悦的期盼。这虽然不是书圣王羲之的原作,但已经是世上现存年代最早的王羲之书帖,无比珍贵。这两件作品到底从何而来?不仅中国人好奇,日本人也同样困惑。
　　盛唐书法光耀千秋,深受邻国日本的喜爱,历史上,正仓院就曾收藏过王羲之书帖。根据《天平宝字二年六月一日献物帐》记录,东大寺曾收入“大小王真迹书一卷”。显然,所谓的“大王”就是王羲之,“小王”就是王献之。
　　根据献物帐的注释可知,那件王羲之书帖写在黄半纸面上,共9行,77字。其背面是王献之书,有10行,99字。据此描述,很难断定这是一件王羲之父子的真迹,但至少应是唐代乃至更早的临摹品。
　　在唐代,王羲之书帖已是一帖难求,唐太宗好不容易找到一件,还带进了自己的坟墓。所以,即便名家临摹品也属于国宝,难怪圣武天皇会视为珍宝。
　　只是,如今正仓院里已经没有实物,早年出借后便下落不明。值得一提的是,《丧乱帖》和《孔侍中帖》上,都印有日本桓武天皇的朱文印记“延历救定”,而桓武天皇就曾借阅过正仓院王羲之书帖,至于是不是同一件,就不得而知了。
　　王羲之书法传到日本之后,影响甚大。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夫妇曾致力于学习王羲之书法,正仓院留下了他们两人的翰墨,一件是圣武天皇的《杂集》,另一件则是光明皇后的《乐毅论》。
　　《杂集》摘录的是与佛教相关的中国古诗文,完成于公元731年。两米多长的卷子,圣武天皇一笔一画、极其认真地书写完成。纤细清丽的字迹,显然深受唐朝书风的影响。
　　初唐书法四大家无不取法王羲之,圣武天皇的字体,颇似虞世南,给后世留下一份书法杰作。而且,《杂集》摘录的古诗文,有些在中国古代诗歌文集里已经见不到了,不经意之间,又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史料,以订补传世文献之遗缺。
　　《乐毅论》是王羲之传世书法代表作之一。光明皇后的这件作品显然是临摹的王羲之《乐毅论》。光明皇后虽然是女子,但其字迹雄浑有力,和她刚毅的个性颇为合拍。
　　有趣的是,在奈良时代日本全面吸收唐文化的日子里,一切以唐朝为宗,模仿得惟妙惟肖,连日本人的姓氏,也尽量模仿唐人,改双姓为单姓。光明皇后娘家姓“藤原”,而她在卷末落款时,签署的是“藤三娘”。
　　不仅王室贵族,就连寺庙里负责仓库登记的人员都写得一手好字。《大小王真迹帐》和《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献物帐》,字迹相同,清秀飘逸,堪称王体字的佳作。而《国家珍宝帐》和《天平胜宝八岁七月二十六日献物帐》严谨有力,属于欧阳询风格。唐代名家书法风格,几乎都能在大约相同时代的日本找到。
　　唐朝文化在日本基本是“同步直播”,在正仓院文书里也可以得到印证。正仓院保存的初唐诗人王勃的《诗序》,虽有破损,但经过正仓院事务所专家的修补,可以见到全貌。
　　《诗序》收录序文41篇,书写于白、黄、赤、绿、褐色彩纸上,共计30章。和现在通行的王勃文集对照,有20篇诗序是现行本所未收的,弥足珍贵。
　　《诗序》里使用了不少武则天创制的文字。武则天在公元690年别出心裁创制了一批文字,几年后她一下台,这些文字就被取消了。昙花一现的文字,竟也会出现在日本人的写卷里。
　　联系到王勃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初唐诗人,他的文集在唐朝流行不久就传入日本,我们不能不对唐朝文化在东亚的迅速传播发出惊叹,这可真印证了那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