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峰

　　时光流转,物换星移,古人的生活场景与今日有着诸多差异,所以古诗词在今日读来,有时候会变得费解。
　　《古诗十九首》的创作年代颇有争议,文人五言诗究竟起于西汉还是东汉?这在文学史上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从钟嵘和刘勰那里就开始有不同看法,自此以降,历代都有争议,苏轼、梁启超都不承认西汉有五言诗体,延至现当代的诸多文学史家,在没有新的证据之下,也基本沿袭前贤说法,在各自著述的文学史中,多将五言诗起始锁定为东汉。但依据却不充分,直到当代有关此问题依然有争论。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将明代市井小说《三言》《二拍》有关商人行状的描述纳入史家视野,以补《明史·食货志》之不足,盖因文学作品的情节描述恰为当日社会生活的写照,实为史料活用之范例。其实,文学史上的问题,文本研究走不通,也不妨回到社会生活史去考量,或为一策。
　　当代文学史家对《古诗十九首》大多认定为东汉末期的作品,却忽略了其中《明月皎夜光》一诗,因涉及物候、节令、星象等客观描述,恰可结合社会生活史加以品读。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
　　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
　　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因为看上去物候与节令不合,所以引发的争议也最多。《诗经·豳风·七月》里说蟋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而这首诗里说的是孟冬时节,却有“促织鸣东壁”“秋蝉鸣树间”等物候现象,显然与我们的常识不相符合。诗中还提到了燕子(玄鸟),燕子是候鸟,随节令的变化而南北迁徙,而在此诗中,燕子该走而未走,到哪里安居?会不会冻死?引发了作者的不安。总之,诗中的物候都和“孟冬”这个节令不合。与《古诗十九首》的另一首《孟冬寒气至》所反映的情况也有明显的差异。
　　“孟冬”是指“冬三月”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的十月,大致在立冬节气左右。所以现代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玉衡指孟冬”一句。
　　很多文学史家,比如金克木、马茂元、叶嘉莹诸先生,古诗词都讲解得极佳,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未尽如人意,都将“玉衡指孟冬”解释为并非指季节,而是指夜里的时刻。这显然是替古诗的“错乱”找理由开脱。发心虽好,却因不合常识,其解说难以令人信服。
　　“玉衡”指的是北斗七星中斗柄的第一颗星。两点才能建立一线,单纯的玉衡星不能表明指向任何方向,所以,言“玉衡”,实言“斗柄”。陆机所作《拟明月皎夜光》中“招摇指西北”,和“玉衡指孟冬”是同一个意思。
　　人生苦短,古人恨苦了夜长,或秉烛夜游,或仰望星空。看长了夜空,发现北斗星斗柄指向与季节有着关联性:“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种认识应该在先秦已然确立,至少在西汉《淮南子》里可以看到这已是天文常识。
　　也有的学者将诗中的节令错乱归咎于汉高祖刘邦将建政的十月定为岁首而引发混乱所致。但事实上,刘邦也仅是将一年之始定为十月,并未改变季节和月份的名称,读《汉书》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点来。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是写错了或是昭明太子抄错了,应该是“孟秋”,写成了“孟冬”。
　　这其实都是想多了。但如果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说,则是想少了。从这首诗中我们看到的这个错乱,说白了就是一次暖冬。这种暖冬显然也不是常态,所以诗中在点明孟冬之后,有“时节忽复易”之句,说的就是节令的反常而不是节令的正常变换,以此比兴、呼应此后的“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这个行为,节令的反常、逆行,恰为同门好友情感反转之映照。
　　今人对此诗的不解,其实在于我们对汉代生活的不熟悉。
　　人们对节令、气候的体会大多来自于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并视为当然。事实上,历史上的气候却经历过冷暖交错的起起落落,甚至有过很极端的情况。
　　两汉的气候,前后截然不同。西汉的大部分时间,气候属于暖湿气候,是战国以来的气候温暖期的延续,其间虽有秦代的一个小寒冷期,但是入汉不久气候就开始转暖,并延续了一百多年。但是此后从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天气骤然转寒,一直延续到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这被古气候学家称为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期”。两汉之间,气候迥异。
　　从史料中可以看到:汉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实”。也就是说本该夏季成熟的桃李,到了秋季才结实。汉成帝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夏四月雪,燕雀死”。伴随着西汉末年的这次转寒,大批生民流亡南方,汉室衰微,王莽篡汉。
　　但这也只是寒冷期的开始。东汉章帝建初年间(公元76-83年),“夏寒”。这个时期也正是诞生了名剑“济南锥成”的那个时期。东汉的寒冷一路下滑,到东汉末年,气候的寒冷就非常严重了,东汉桓帝延熹七年(公元164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
　　东汉灵帝光合六年(公元183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说的就是我们山东的事。
　　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夏六月,寒风如冬时”。
　　科学家根据气候记录和花粉孢子化石的研究,推断当时的年平均气温较今日要低0.5—1摄氏度。
　　再说暖冬。东汉在如此竣烈的寒冷、极端情况下,夏日都“寒风如冬时”,即便暖冬,能暖到哪里去?所以,《明月皎夜光》中出现的这次暖冬不可能是在东汉,而只能是处在温暖期的西汉。那么西汉能有多温暖呢?再看史料:汉惠帝五年(公元前190年),“冬十月,桃李华”。就是说原本来年春天才开花的桃树、李树,冬十月就开花了。冬十月就是孟冬。
　　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秋,桃李华”。桃、李之树秋天再次开花了。也许这个有“献祥瑞”、为吕后当权张目的背景,不一定准确,但是也确非孤例,此后仍有记录:汉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冬十月,桃李华”。
　　那个时期,北方也普遍种植稻米。汉代文献中提到稻米的史料很多。从其他作物也能看到这点,《史记·货殖列传》说:“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汉书·地理志》也记载:“鲁地地阪民众,颇有桑麻之业”。麻,指的是苎麻,为中国特有之物产,属于副热带作物,今日盛产于江西、湖南等地区,而在西汉,山东也盛产此类,这表明那个时期的气候,秋冬季气温远较今日温暖。古气象学家推断:西汉前期、中期的年平均气温比今日要高1.5摄氏度左右,也只有建立在这样一个温暖期的基础上,暖冬才会出现诗中所描述的景象。而且《古诗十九首》也未必都是北方作品,若写于南方,其中的“物候混乱”现象则更无足怪矣。
　　《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的作品,但整体风格、语言、趣味接近。《明月皎夜光》只是其中一首,但只要这一首诗能推定为西汉作品,那么《古诗十九首》即便不是全部,至少其中一些篇章成于西汉,并非不可能之事。至少可以说将《古诗十九首》全部定为东汉作品就不能说全对。那么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年代也就不言而喻了。
　　也许各领域都有类似的情形吧,跳出圈外回望,无意间变换、放大了参照系,有些问题忽然就清晰起来。对于理解古诗词而言,回到社会生活史的现场,应当是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