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曙明

　　宅在家里这些天,重读了《芙蓉镇》。说是重读,其实是“听”而不是“看”,可即便如此,仍旧不免感慨万千。
　　《芙蓉镇》当然是读过的,那是在四十年前。当时还是“愤青”的我,因为爱好文学,也曾博览群书,群书中就有《芙蓉镇》。时隔四十年,书中的有些细节记不清了,但依稀还能记得故事的大致脉络。不过,今日听之有感与昔日读之感言不可同日而语。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可《芙蓉镇》的故事并不“奇”,因为那是当年中国社会的侧面缩影。我之所以说是“侧面缩影”而没有说“缩影”或是“农村缩影”,自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了的,为的就是防止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文学是社会生活浓缩后的再现,视角不同,内容自是各异。重读《芙蓉镇》我想起了傅雷。这位著名翻译家终因不堪人格侮辱,与夫人“携手并肩”同赴黄泉之路。重读《芙蓉镇》,还让我想起了沈从文。这位不太热衷政治,但却很有建树、很有影响的文人学者,在70岁高龄的年岁,不仅未能享受退休生活,却被“赶”出北京,“发配”到湖南乡村农场劳动改造,他为此所遭受的磨难,说起来就不免让人心酸。
　　仁爱之心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虽说不是人皆有之,但绝大多数国人并不乏心存,可是,也正是这绝大多数人中的大多数,在面对强权和淫威恐吓的时候,往往会用“冷漠”把“仁爱”包裹起来。胡玉音们是些老实巴交的善良人,当年对他们的处境,人们心中并不乏怜悯、怜爱,可是在淫威的恐吓下,绝大多数人表露出来的却是明哲保身和冷漠无情,甚至是助纣为虐,以致让李国香、王秋赦这些为了满足私欲,以迫害人为乐的罪恶成为现实,或许这也正是鲁迅为之哀叹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根源所在。
　　我的父亲在“文革”前是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几年的“牛棚”之灾,让他原本还算健康的身体饱受摧残,以致疾病缠身,60岁刚过,还未等充分享受“离休”待遇和颐养天年之乐就辞别了人世。我年少时生活在济南某国企家属宿舍,在十年动乱中,厂领导无一漏网全部被批斗。往事不堪回首,每每想到这些,我就心痛不已,悲鸣不止。
　　时下大部头的文学作品很多,动辄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其实,评判文学作品之优劣,篇幅长短不是标准,内容鲜活,语言精练才是最主要的。篇幅长短应当依据作品反应的内容,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芙蓉镇》篇幅不长,也就十多万字,但就其文学价值、存世价值而言,其与路遥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是等同的。时下有很多作家,创作中刻意求长,以致作品的情节松散,语言啰嗦。这种文学作品即使篇幅再长,也配不上“鸿篇巨制”的桂冠。
　　文学作品理应“文以载道”。“文以载道”就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来揭露黑暗、鞭挞丑恶,以弘扬正义,推进社会进步。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我以为,《芙蓉镇》是范本,其作者古华是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