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北京市中医药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不得诋毁、污蔑中医药”及相应追责处罚条文在网上引发了热议。那么,在西医的发展历史上,有没有人因为“诽谤”西医而吃官司呢?还真有,而且这事无论在医学史还是政治史上,影响都特大。
　　我们的故事得从美国建国初期一位“老西医”开始说起,此公名叫本杰明·拉什。这位拉什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仅是“老西医”,而且是“老革命”: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被选为宾夕法尼亚州的代表,参加了大陆会议,在《独立宣言》上签了字,所以也算美国的“国父”之一。
　　而且,拉什大夫人品还特高尚,他反对死刑,提倡女性教育,还反对蓄奴,而同时代其他“美国国父”中,很多人自己还在蓄奴(比如华盛顿),像拉什这么三观极正的人,真是少见。
　　在医疗实践上,拉什大夫也不遑多让,他在费城开办了一家诊所,因医术高明被称作“宾夕法尼亚的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是西方的“医圣”,所以这个赞誉相当于咱中国的“华佗再世”“扁鹊复生”。
　　但拉什大夫什么都好,就在一个问题上特别轴:他执着地相信放血疗法能包治百病——甭管你得了啥病,放点血就好了。
　　要说放血疗法这事,也算西医的一个执念。“医圣”希波克拉底就推崇放血,而且他还有一套理论。希老认为人的生命依赖四种体液——血、黏液、黑胆汁和黄胆汁,这四种体液分别对应空气、水、土和火这“四素”(类似中医的“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希老又指出,血在四种体液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会“过剩”,所以没事放放血更健康。
　　德高望重的拉什大夫就是放血疗法的支持者,还是特狂热的那种,碰上小伙子失恋了,他的医疗建议都是:“少年,老夫看你心气郁结,定是虚火过旺,来,放个血吧!”
　　事有凑巧,1792年,正赶上费城黄热病大流行,十分之一的人口死于非命,城里一半人都跑光了。但拉什大夫医者仁心,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奋战在抗疫一线救人。他对抗瘟疫的主要措施依然是给人放血,病重的那就多放点。为了遏制疫情,拉什不眠不休,每天要给几百个病人排队放血。一时间,他的诊所后院里血污遍地,宛如屠宰场。
　　这样的奇景引起了当时正旅居费城的一位英国记者考伯特的注意。考伯特没有简单地被拉什大夫的高尚医德感动,而是耐心做了个跟踪调查,结果发现,接受拉什大夫放血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达50%以上,远高于不接受治疗的黄热病致死率。
　　于是,考伯特立马写了篇报道发回英国,“猛夸”拉什和他的学生们“为人类人口的减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拉什看到这则报道当然怒了:我不顾个人安危冲在抗疫第一线,你个不懂医学的小记者敢这么诽谤我?于是,考伯特被拉什告上了费城法院。
　　这个案子根本没悬念:一边是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医学泰斗和公认有效、传承千年的放血疗法,另一边则是小记者考伯特和他身后不怀好意的前宗主国英帝国主义。费城法院丝毫没含糊,干净利落地给考伯特开了5000美元罚单。5000美元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同时代一个健壮黑奴一年的劳动报酬也就300美元。小记者考伯特这得赔到什么时候啊?
　　不过,在大洋的那一边,考伯特这篇“诽谤”拉什大夫的文章却引发了关注:一位名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英国军医在看了报道后也心生疑惑,难道放血疗法真有错?他做了个实验,将他治疗的366名患病士兵平均分成3组,有一组病人接受放血疗法,另外2组接受其他方法治疗,3组条件基本相同。结果是:不放血的两组分别只有2例和4例病人死亡,而接受放血疗法组的士兵居然死了35例!
　　汉密尔顿自己也被这个实验结果震惊了——难道西医沿用两千年的放血疗法居然不是救人工具,而是杀人利器?但他不敢将自己的实验结果公之于众,这要砸多少放血医生的饭碗、驳多少医学泰斗的面子啊!考伯特就是个小记者,“诽谤”顶多被罚点钱,但他汉密尔顿要是敢乱嚷嚷,立刻会在医学界“死无葬身之地”。
　　但受那篇“诽谤”文章的影响,全欧洲有无数个汉密尔顿在偷偷进行类似的实验,“放血疗法不靠谱”的“谣言”越传越广。到19世纪初,终于来了个不怕死的“愣头青”,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宣布:他经过7年的实验,对近2000名病人进行临床观察,发现放血疗法不仅对大多数病症无效,还会使病人的死亡率显著升高!
　　皇帝的新装一被戳破,西医对放血疗法的信念终于动摇了。考伯特因为“诽谤”吃了官司,却帮西医去除了放血疗法这个大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