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均胜
翻开百年前的历史,有一段惨烈屈辱的战争让我们刻骨铭心、没齿不忘:日军自1895年1月25日至2月2日,仅用9天就占据了威海湾南北帮炮台及威海卫城。刘公岛遂成为一座孤岛。
自2月3日至2月11日,誓要全歼北洋舰队的日军依托南北帮炮台,实施水陆夹击,接连发起了对北洋舰队的七次进攻,在这场悲壮惨烈的刘公岛保卫战中,有13位洋人组成的特殊群体参加了战斗,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奋勇抵抗,出生入死。其中,一名叫克尔克(Kirk)的英国医生在刘公岛水师养病院中,不离不弃,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挽救了众多伤病员的生命。
李鸿章在创办北洋海军过程中,提倡“借材异域”,既有舰艇、枪炮及机器设备的购入,也有诸如北洋海军教习、炮台及船坞工程人员等外洋人才的引进,成绩斐然。然而,在作为海军重要后勤保障设施的医院和高水平医护人员的引进上,却相形见绌,仅在天津、旅顺和威海设立了三所小型医院,外洋医护人员也少得可怜,这不仅被同期已建立起先进军事医疗设施的日本远远抛在后面,还在甲午战争中暴露出极大的弊端。
马根济(G.K.Mackenzes)是英国伦敦布道会的一名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其在天津行医时,经常为李鸿章看病,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人品也好,获得李鸿章信任。1880年(光绪六年),马根济在李鸿章的赞助下,在天津创办了一所小型的医院,名为“北洋施药局”。次年,中国留美幼童撤回中国,被分发至南北洋服务。此时,美国驻天津领事包地可(W.N.Patick)乘机向李鸿章建议,甄选一批由美返国的学生肄习西医,以留作服务陆海军之用。此议为李鸿章所接受,于是就将“北洋施药局”改组为“北洋医学馆”,并沿用马根济主事。自1882年(光绪八年)至1884年(光绪十年)共招收三届学生,共计20人,除两位优秀者留校外,其余毕业生分发至各军舰服役。只是相较于南北洋近百艘舰艇和上文中提到的三所军队医院,18名医学生可谓杯水车薪。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根据《章程》,旅顺、威海分别创办“陆海军养病中心”及“水师养病院”,但两所医院规模很小,缺医少药,条件异常简陋。
威海“水师养病院”位于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东侧的坡地上。医院基址购用民地27亩,建大小房间108间及走廊、院墙等,共用工料银约18万两。在建成初期与水雷局合署办公,1889年夏,李鸿章专门致电威海卫水陆营务处提调牛昶昞,为防止将来战事爆发,养病院“不敷军士养伤之用”,让牛昶昞“速将水雷挪设别处,多留房屋,以备养伤”。然而,对于近万人的北洋海军和北洋护军来说,医院规模实在太小,无法满足医患需求,而且缺医少药,设施条件十分简陋,正如李鸿章所说的“不敷使用”,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缺额严重,临时抱佛脚招募的兵勇不堪使用,这与北洋海军伤兵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关系重大。
在当时日本辑录战事报道的《日清战争实纪》中,记录了日军进占刘公岛,要求洋员们“宣誓”时留下的名单,提到了马格禄等10个人的名字(据定远舰副管带英国人戴乐尔回忆,当时他与克尔克、瑞乃尔躲入了山中)；在川崎三郎的《日清战史》中,也提到了克尔克的名字。戴乐尔的《在中国牵线》一书中简要记述了克尔克在刘公岛水师养病院的英勇表现。
克尔克医生原本受雇于北洋海军,在后勤部门的水师养病院服务。当时战事紧张,医院的“医生、裹伤护士及其他医院中人员”的绝大部分,都以自属“文吏”不受提督丁汝昌管辖为由,逃离了刘公岛,其中也包括不少中国人,但克尔克医生却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北洋舰队始终为缺医少药所困扰,医院里甚至连外科手术所必须的麻醉药也没有。
在这种条件下,窗外炮火连天,克尔克医生不为所动,坚持为伤病员“施割锯及其他手术”,并教给协助其工作的戴乐尔以“如何止制动脉”,不仅为伤员减轻了痛苦,也挽救了大量宝贵的生命。这也是克尔克留给后人的较为完整的记载,但对于他何时来到中国,何时离开中国以及在中国除了在水师养病院救死扶伤外的其他信息,我们已无从得知,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刘公岛水师养病院在以后的100多年的时空转换中,历经战火洗礼、英军租占和日军占据的万般屈辱,原有文物建筑已基本损毁,仅留存下来的5栋建筑也是解放后由驻岛部队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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