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儿,1977年12月的高考就以大败告终。春节的时候,父母亲问我还考吗,要考就提前去公社中学复习。当时有一点犹豫。为什么呢?我最好的兄弟,也是邻居家一起长大的哥们儿,生产大队有意让他当小队长。他就想把我也拉进去,弄个一官半职的干干。那时候毕竟年轻,没有权衡利弊的能力和耐心,况且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太差,有点气馁。再者,觉得在生产队当个小干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甚至从小就曾经立下过鸿鹄之志,长大了至少当一个能管着生产队长的官,现在机会来了,不想放过。后来,当官这事因为各种原因吹了,估计是因为我们家的成分太高,不能参与生产队的管理。于是,我那兄弟当了小队长,我于1978年的春天,背起书包,跟着在公社放映队工作的哥哥,来到位于公社驻地的潍县第九中学,当起了复读生。
学校说先搞个测试吧,看看能否跟上。我不知道测试的结果,哥哥当时也没告诉我。后来听说,测试成绩极差。学校的领导给我哥建议,要是能找个工作也不一定非要参加高考。意思很明了,估计怎么复习也考不上,基础太差了。但是,父母和哥姐都支持我拼两年,拼了才有成功的机会,不拼连唯一的机会都失去了。我哥哥、姐姐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加之“文革”,都未能读上高中,高考几乎不可能。他们没有机会了,我不能再把到了眼前的机会浪费掉。考不上大学,考个大专、中专的也行,至少解决个工作。在哥哥的极力斡旋下,潍县九中勉强收下了我。刚开始,学校还没来得及分文理班,让我插班跟着应届毕业生一起上课,所有的课都上。我坐在全班最后一排的一个靠近门口的位子上,可能是班主任了解我的基础情况,安排个方便的位置,希望我听够了或者听不进去的时候,就自己从后门出去溜达溜达,散散心,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想想那时候的我,的确挺为难的。学业基础那么差,是一个不合格的复读生,老师不拿着当干粮,同学也感觉你不是一碟菜。后来学校分科,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因为我听说,教文科三大课程语文、历史、地理的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身怀绝技,教课有一套。特别是文科班主任张丕功老师,不仅授课有方,而且管理严格,像我这样自由散漫惯了的社会闲杂人员,亟须戴上一个金箍。与我一起复读的还有几位同学,似乎他们的课业基础都比我好,入学一个月之后,曾经有个摸底。应届生一个排名,复读生单独排名,我居然成功甩掉副班长的帽子,倒数第二名。这个成绩离大学校门当然还有很远,但毕竟进步了。这个成绩对我鼓舞很大,大就大在多少找到了一点学习的门道,进入了一个可能是比较顺畅的复读路径。让我感到大为惊奇的是,数学不仅没有剃光头,还得了几十分,这大概是我读高中及至复读得分最多的一次。大家都知道,文科生的数学考试,是挡在通往大学路上的一扇很难推开的大门。很多考生因为数学差才参加文科考试,而又因数学分数拖了报考著名大学的后腿。文科课程多以看、记、背为主,只要肯出力,脑子不是太笨拙,用上一两年的工夫,总会有收获,考不了高分,上个一般性学校还是希望蛮大的。数学就不一样,必须解决一个方案与公式的问题,需要多元化的分析能力和思维方式,单凭死记硬背是不行的。数学又是100分的科目,一旦拉开就是十分到几十分,有时这不是全国重点大学与普通院校的差别,而是能不能达到录取线的生与死之别。
这次简单的摸底考试,不仅增强了我个人的自信心,似乎各个任课老师也发现了我的某些可塑之处。刚来时,地理老师辛允中先生每天傍晚去学校西边的河里钓鱼时,见了我总说:走,钓鱼去,上什么学?自那次摸底之后,辛老师再见我就不带我玩了,还问我“那道题会了吧”。原来辛老师从不提问我问题,这之后经常在一些同学答不上问题的时候,把我提溜起来。
可能现在的人们对于复读生没有多少概念,但在恢复高考之初的那些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只要家里有考大学的适龄孩子,就可能会有复读生。复读生群体由这样一些人组成,如我等在十年“文革”中读小学到所谓高中毕业的,功课底子极差,但因为年龄并不大,只有十七八岁,正是可以考学的年龄。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农村,因为城里这个岁数的孩子不少参加了工作。工作得有满足感,不想放弃工作复读考学,怕工作丢了,学也考不上。农村的孩子就无所谓,虽然到了劳动力的年龄,复读考大学是读书的事,只要家庭承担得了,生产队不会过于为难。于是乎,一大批农村的孩子涌到公社中学,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复读大军。这部分复读生学业基础很差,又有比较强烈的读书愿望,他们复读的时间也较长。我算幸运,在连续参加考试之后,终于在第三次考试中穿过独木桥,1979年高考如愿。我之后很多人又复读了几年,据说最多的到了七年,还是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得不回家种地、娶妻、生子。
复读生中还有一部分人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或到工厂做工,或到农村种地,以前学到的知识随着日常生活中的忙忙碌碌,慢慢流失了。这部分人复读的时间一般比较短,一年或者两年。他们学业基础好,复习一段时间,考上的就考上了,考不上的就回家劳动养家糊口去了,毕竟这帮人的岁数都近而立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再跟小他们十来岁的孩子拼下去了。
当时复读生多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录取比例低。1977年570万人高考,只录取了27万,录取率5%；1978年610万考生,经过扩招录取了40.2万,录取率7%；1979年468万考生,录取28万,录取率6%。如此低的录取率,直到1981年才突破11%,年复一年的积累,复读生能不多吗?
复读生是一个深嵌着时代烙印的特殊群体,他们肩负着家庭、社会和个人的多重责任,承担着常人无法理解和承受的压力。有的人成功了,迈向自己成功的彼岸；有的人则在复读的苦海挣扎多年,最后不得不遗憾地踏上回家之路。1978年高考时间全国统一确定在7月20、21、22日三天,第一天上午政治,下午历史,第二天上午数学,下午地理,第三天上午语文,下午是可考可不考的外语,23日也是可考可不考的外语口语。我没有参加外语考试。每门课程的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上午7:30—9:30,下午2:30—4:30。
经过了四个月的复读,我的课业有了很大提高。在昌潍地区的一次高考拉练考试中,我的总成绩位列学校前几位。记得当时有一个小插曲,拉练成绩张榜之后,我也去凑热闹。一般规律是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次,教过我物理课的老师,看我在从上往下找,就非常幽默地打了个手势,让我从下往上找。结果让我和老师都很惊讶,不但没在下半部分,还成功攀上了上半部分。最终,那年我的高考分数是294分,离山东省大专录取线差六分。年底山东省扩招到296分,与我一起复读的我们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压在线上,被益都教师进修学校录取,第二年春天入学。我则继续着复读生的追求与梦想,准备第三次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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