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兴

    母亲命苦，生下我15天，我的父亲就被抓壮丁死在异乡。那年，母亲才22岁，孤身一人与我相依为命。

    我从小就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无论是寒冬腊月，还是盛夏酷暑，每天都起早贪黑，在农田里劳作，为的是不让我挨饿受冻。

    我生来胆小，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3里多路。江南多雾，每当大雾天，母亲就陪我走到学校；雪后路滑泥泞，母亲背着我一直送到学校。这些都让幼小的我萌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好好争气，孝敬母亲。

    求学时代，我的心愿是不能让母亲为我的学习操心。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书包都是母亲用自己织的土布做的；买不起铅笔盒，母亲用土布做了笔袋。她怕我在同学面前显得寒碜，经常面有愧色，我安慰母亲说：“土布书包和笔袋一样装书放笔，对学习不会有影响，我一定好好读书。”母亲听后，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初中时，学校离我家有十里路远。班里同村有的同学有条件骑自行车来回，我每天只能来回走读，早出晚归，中午自带干粮。读高中时，学校离家有20多里路，每星期天回家，两角钱乘车都舍不得，总是来回走。看我这么节俭、懂事，母亲心疼但很高兴。就这样，我于“文革”前一年考上了故乡地盘上的全国著名高校复旦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饱经风霜的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

    参加了工作后，我的心愿是领了工资给母亲买好吃的好穿的。1970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终于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43元5角。那时我被分配在外地一个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自己留下13元5角生活费后，其他全部寄给了母亲。我在信中写道：“妈，这点钱您不要舍不得花，每个礼拜买点肉，烧红烧肉吃，那是您最喜欢吃的；买块黑丝绸布料，做两条半长的裤子穿，夏天凉快……”母亲不识字，后来我回家听邻居说，当母亲听邻居念我的信时，眼里含着泪花。我工作后头两年，每月43.5元的工资至少要给母亲寄20元去。她舍不得花，几乎全给攒着。

    结婚有了孩子后，我的心愿是把母亲接到城里来和我一起住，享受天伦之乐。我自以为这是母亲最梦寐以求的。没想到，我先后把她接来城里5次，每次都说不习惯，最多一次住了5个月，一般住1个月，就缠着我要送她回老家。

    有一年冬天，我家装上了暖气。我想这时把母亲接来过冬，可免得她老人家在南方农村挨冻。母亲在老家时每年冬天脚上、手上、耳朵上都冻得生冻疮。没想到，每天等我下班回家，就看见房间的窗户全开着，鼻梁上额头上捏得红红的，皱着眉头。我问母亲:“哪里不舒服？”她说:“浑身都不舒服。”我问:“是不是长病了？”她说:“没有长病，只是不习惯。”我说:“是不是吃不惯？”她说:“在这里和在老家一样天天能吃上大米，吃倒没有什么不习惯的。”我问:“那还有什么不习惯的？”母亲说：“住惯了乡下的平房，住在楼上就像在鸽子笼里一样，不习惯；乡下看天空能看老远，清清亮亮的，你们这城里的天空常常模模糊糊的，不习惯；在乡下一出门就能见到熟人邻居，拉拉家常挺开心，在你这里见了邻居说话互相都听不懂，像哑巴一样，不习惯；用液化气炉子炒菜做饭，炉子摇摇晃晃的，不如乡下的大灶好用，不习惯；在农村有自留地种，忙忙乎乎的，一天到晚过得很快，在城里没事干，闲得难受，不习惯……”母亲一口气说了五六个不习惯。我忍不住嗔怪着说：“妈，难道您住我这里是在‘吃官司’？”母亲说：“当然不是‘吃官司’，只是我有福不会享，感到就像鸟儿关在笼子里一样。”

    听了这话，我才发现，自己虽到不惑之年，其实不懂母亲的心。只好请假回老家把母亲的两间小平房翻修好。趁着春节放假，把母亲送回了老家。

    从此，母亲再也没有来过我家。母亲说：“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习惯，还因为看到你们全靠自己日子过得很好，我也放心了。”母亲放心我，我却很不放心母亲，每月给她寄钱去也难以抚平内心的不安和愧疚。直到每年春节携妻子儿女回老家时，看到母亲在她熟悉的环境里,过着她习惯的生活，身体和精神很好，才不由得多了一份宽慰，也多了一份感悟：读懂母亲，儿遂母愿；自强自立，让母亲减少牵挂，或许也算是一种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