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张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看完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我问他：“你想过吗？为什么你从朱元璋写到了曾国藩？”

    他想想说：“没有。”

    我说：“也许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一旦走上这条道路，路就永远没有尽头。在这条路上，种下的每一棵树，也许深深植下，却被连根拔起，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像曾国藩一直说人想要有所树立，必须从不妄求人知开始，“但问耕耘，莫问收获”。至于结果如何，他写信给好友郭嵩焘，说：我曾经把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都放在“运气”这一囊之中，久而弥信。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这话里有无限心酸。

    曾国藩当年是好名之人，把自己的清誉放在性命之上，爱惜至极，后来明白“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

    体制内的改良者，大都经历这样的处境，像蔡元培说的锅里的小鱼，“两边煎”，政府觉得你不忠诚，老百姓觉得你是走狗，保守者觉得你动摇根基，激进者觉得你迟滞迂缓，总是两边都骂你，什么好也落不着。

    临终前两年，处理天津教案，原本以他为荣的湖南同乡，视他为奇耻大辱。在北京的湖南会馆，不仅他的“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就连他的名籍也被削去。一个举子写了一副对联：“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曾国藩只能横下一条心：“但令大局不致从此决裂，即为厚幸；一身丛毁，实由智浅不能两全，亦遂不复置辩。”

    百年来，对他的毁誉都很极端，他被认为是完人，也被认为是卖国贼，被认为是圣徒，也被认为是刽子手。

    真与伪是大敌，真却永远两拳空空，无所依恃。

    但这个湖南人明知不可，仍以一身霸蛮之气而为之“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

    老头儿长相朴拙如农夫，一辈子俭苦无已，随手一只青藤箱子，身上的长袍上有油渍，没有任何精英面目，视之甚至让时人轻贱。但就靠两根穷骨头，养活的这一点春意思，却能在中国大地上渐流渐广，代代都有中国人如梁启超那样，从他身上得到建设之力，“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

    曾国藩形容过这种力量，“风之为物”，试图把握它时，像是空无一物，试图钳制它时，像是很容易衰落，但是“及其既成，发大木，拔大屋，一动而万里应，穷天下之力而莫之能御”。

    《曾国藩的正面与

    侧面》

    张宏杰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