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夜晚，蝉声初歇、暑气渐消的望志路像往日一样沉浸在夜的静谧之中。然而，向来静悄悄的李公馆今夜却是个例外，这幢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小楼，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客人前来。

    每一拨客人到来，都会轻轻叩响那扇黑漆大门上的黄铜门环，随即，一位模样清秀的年轻女子就悄然打开大门，探身而出，面含笑容地将客人们迎进房子，然后从容不迫地将大门合上。这位年轻女子就是为这次不平常的聚会尽心谋划的王会悟。

    当代表们相互谦让着走进这栋古朴典雅的小楼，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间小小的、四壁洁白的客厅。厅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非常简单，所有的木质家具都是黑色，使室内的气氛显得十分庄重。会议原定由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陈独秀主持，但陈此刻却远在广州。因此，来自北京的李大钊的学生张国焘，也是这次大会筹备者之一，就被临时推荐为会议的主持者。张国焘曾是五四运动中叱咤一时的学生首领，其组织才能和演讲水平让在座代表们耳熟能详。担任会议记录的，是毛泽东和周佛海两人。这是原先就已经确定的。

    这一夜会议的最后，代表们商讨了会议的任务和议题，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工作，再讨论并通过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为尽量减少惹人注意，第二、三、四、五次会议召开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但每次会议之后，张国焘都向马林报告会上的具体情况。第六次会议于7月30日晚上举行，原定的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这样一次比较重要的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决定亲自来参加。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一连几天李公馆内外平安无事，全无一点非常迹象，会议代表们都逐渐失去了原先的警惕。7月30日晚8点，会议又如常开始，但仅仅过了几分钟，一个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入室内，当全神贯注的会议代表们抬头发现，此人已经窜到了客厅。大家赶紧质问其寻找何人，只见这个不速之客滴溜溜转的眼睛朝屋里环视了一周之后，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找社联的王主席，话刚出口，又赶紧说自己找错了地方，慌慌张张地，一边退出客厅，一边道歉。

    李汉俊知道公馆附近确有一个“社联”，但并没有设“主席”一说，觉得此事蹊跷。正在发言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一看境况，马上预感到事态不妙。只见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一击桌子说：“情况有变，我建议赶快中断会议，大家分头撤离！”

    与会代表对马林的断定只是将信将疑，但小心起见，大家还是匆匆约定当夜会面地点，然后，除了陈公博、李汉俊两人外，其余赶紧从前后门分头离开。

    李汉俊作为李公馆的主人自然得留下应对，为何当时还留下陈公博而不是其他人，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为了掩护其他代表。室内突然人员走尽不近情理，难以解释。留下陈公博，是因为他不与其他代表同住博文女校，他和妻子单独住大东旅社，若有不测，追查陈的住处，也不会暴露其他代表。另一种说法是说陈公博不相信马林的判断，他要留下来看个究竟。

    果然，大约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就包围了李公馆。法国警官带着几名中国密探进入室内，这时，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已经坐在楼上的书房里喝茶聊天。巡捕进屋后，先监视了李、陈两人的行动，然后在房间四处进行查看，但他们只发现了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其他并无什么可疑之处。

    接下来是询问陈公博，不知道为何竟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陈公博颇感意外，自己确实在日本留学多年，难道就此像了日本人？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警官接着又提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你懂不懂中国话？”陈公博没好气地说：“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是用暑假到上海来玩的。”警官还罗嗦地问：“你住在什么地方？”陈公博干脆答道：“我就住在这里。”陈公博不敢泄露自己的真实住处，因为在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呢！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落到法国巡捕手中，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