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看见更多的年轻人 　　截至2020年6月,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人们熟知的985和211院校只占100多席,二本及以下院校学生面目是有点模糊的。在南方一所普通二本院校任教十余年的黄灯,基于来自课堂内外的切近观察与日常交流,以及对毕业生境况的持续追踪,尝试以个人化的表达与反思,在新书《我的二本学生》中描绘出“二本学生”这一群体的生存图景,让我们得以看到,在时代的洪流中,中国普通年轻群体某种必然的遭遇和突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曲鹏
　　假如“亲人”考上大学
　　1995年,湖南汨罗农村姑娘黄灯从本省的一所大专院校毕业,被分配到岳阳一家苎麻纺织印染厂工作。本以为在国企上班会一辈子衣食无忧,1998年,受香港金融危机影响,工厂效益变差,24岁的黄灯下岗了,她决心再一次靠考学改变命运。一年后她如愿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南下广州读博,2005年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后,成为广东F学院的一名大学教师,并在一线城市广州安了家。
　　安逸的城市生活让黄灯发觉,自己逐渐和身后的亲人失去了关联。2002年的中秋,一个堂弟的偶然造访,让黄灯将目光转向了在广州打工的亲人群体,在一次次探访城中村的经历中,黄灯接通了和故乡亲人之间的情感通道,由此开启了自己对亲人和乡村长达十几年的真实观察和记录。2016年春节前夕,她的文章《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在之前写作的基础上,第二年,她的第一本书《大地上的亲人》出版。
　　在揭示农村困境的《大地上的亲人》中,黄灯写到了一个年轻群体“第二代农民工”——她的外甥、侄子和堂弟,她为他们没有机会上大学而感到遗憾,在书中感叹:“进入上世纪90年代,随着乡村外出人员的增加,留守儿童变成常态,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通道已被严重堵塞。”她时常想象自己的80后、90后亲人,假如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假如考上了大学,将会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和命运转折?巧合的是,从2005年至今,黄灯所教学生的年龄跨度恰好囊括了这个年龄段的亲人,透过境况相似的学生的经历,她得以看到假如“大地上的亲人”考上大学之后的真实处境。
　　在从教的十余年中,黄灯教过的学生多达4500多名,做过两届学生的班主任,通过课前课后近距离、不间断的师生交流,对学生毕业后境况的跟踪走访,她获得了诸多见证学生群体成长的机会,向读者描摹出一群最普通年轻人的生活剪影。在黄灯看来,中国二本院校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路径,勾画出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除了少数幸运者进入重点大学,更多
的人走进了数量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黄灯任教的广东F学院虽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但生源中有一半来自经济落后区域。她所教的学生,大多出身平凡,来自乡村或城镇,身后有打工或下岗的父母,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与当下学霸“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可能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对未来充满期待。但是与城市孩子相比,信息匮乏在这些学生的成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兴趣爱好与他们无缘,到了大学还依然保留着高中刷题的学习方式。
　　课堂上,学生们表现得平和中正、沉默寡言,没有讨论和质疑,更没有人坚持自己的想法而跟老师发生争论。黄灯表示,智商并非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的学生最大的差别,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在高校里获得相对多的学术思维训练,“这种综合的训练,和以前的应试思维完全不同,如果大学教育无法通过课堂将应试的痕迹剔除干净,这些孩子就算找到了工作,也无法彻底释放自己的潜能,上升的瓶颈会立即出现”。
分化从原生家庭开始
　　综合对两届学生毕业后发展路径的观察,黄灯总结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其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顶级大学对应着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着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则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农村。
　　她还发现,几乎所有最初进入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毕业生,都害怕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担心工作业绩取决于家庭背景而不是个人努力。尤其是农村子弟,他们多数对这种人际交往无所适从,有的因为不能忍受“天天喝、天天醉,睡醒第二天再喝”的生活而离开银行,有的因为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说漂亮话、学不会职场的左右逢源而选择后台工作。
　　她的F学院学生,毕业后大多留在了国内、基层的普通单位,从事着平常的工作。在就业形势越发严峻的情况下,考公务员和考研成了热门选择——这毕竟跟高考一样,通过相对公平的竞争,前者可以获得安稳的工作,后者则继续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入职街道办岗位的新闻,在今年的毕业季引起了人们的热议,更让普通院校的学生感到了压力。
　　上世纪90年代入学的大学同学,无论出身怎样,就业质量相差无几；但对于80后二本高校大学生,其命运跟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原本对知识的力量深信不疑的黄灯,逐渐意识到学生毕业后的成长路径和阶层定位,更多取决于原生家庭和对历史机遇的把握。许多眼光长远的农村父母,主动融入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城里购房,都促使其子女拥有了获得教育资源的机会,进入大学读书。
　　随着教育市场化的推进,学生一入学就要考虑“就业”,他们将来的去向和发展,更多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原生家庭。
　　学生柳鸿和迎欢的原生家庭并非处于社会顶端,但良好的家境在她们毕业后足以给予积极的支撑:柳鸿家里经商,注重培养她的社交能力,并在关键时刻通过人脉给她提供机会；迎欢则得益于小时候能够跟随父母在深圳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都促使她们毕业后成功走向社会,通过买房、做生意,早早理顺了个人生活,实现了财富自由。
　　广州籍学生胜轩毕业后的境况,跟柳鸿和迎欢形成了鲜明对比。胜轩是黄灯当班主任的2006级中文班里最安静的一个,父母双下岗的经历以及家庭为了生存所遭遇的艰辛,在他的性格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待遇低下的淘宝网店干了四年,后又以网络员身份考进街道办,转公务员编制无望后,开始考公务员,却没有一次成功,“关系太重要了,就算进入面试,没有关系也很难突围”,但他依然心存幻想。
　　胜轩将自己毕业后的艰难处境,归结到机遇、能力和命运,但作为班主任,黄灯一眼看出制约他的根本就是他背后的原生家庭——“在投机的年代,他身上缺少一股赌劲,缺少职业规划师提到的风险承担能力,在一闪而过的机遇中,他的谨慎和犹疑,没有帮他避免风险,却让他失去了在自小长大的城市立足的资本。没有人追问他的谨慎和犹豫来自哪里,也没有人意识到,他的父辈在承受下岗的命运和改革阵痛的代价后,家庭的瘀伤一直延伸到了这个瘦弱男孩的身上。”
时代夹缝中的光芒
　　由于同是出身农村、第一学历是二本院校,黄灯总是习惯于拿自己的70后同班同学与自己所带的两届学生做对比,通过对F学院学生群像的描绘,展示了时代大潮的力量和落在每个个体身上的沉重。
　　1992年入学的岳阳大学同学,在文凭并未贬值、高校依然坚守精英教育的时代,即便出生在农村,也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获得了稳定的职业,享受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分房,在城市轻松扎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黄灯在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时,尽管面临大众化教育的背景,她的80后学生依然能够通过一纸文凭获得在社会立足的根基,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留在广州深圳,在房价尚显温和的时期有90%的学生买了房子。
　　而在10年之后,即2016年第二次当班主任时,她的90后学生很多从大一就开始谋划考研,没有一个外来的孩子有信心留在广州,也没有一个农村学生相信凭个人能力可以买得起房子,残酷的现实“妨碍他们从个人成功的视角去建构自己完整、充实、自我主宰、充满力量的生活”。
　　不可忽视的是,F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广东地区,而且学院一直以就业优势著称,生源也非常出色,尽管是一所二本学校,超过一半的学生只有上了一本线才有机会招进来。他们的境况尚且如此,其他那些被遮蔽的二本院校学生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50后至70后,绝大多数可以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那么,现在这个时代,读书和学历还能改变命运吗?黄灯坦言,在转型期的驳杂中,进入大学的农村孩子所经历的磨难与挣扎并不比他们的父辈少,他们也许错过了“读书改变命运”的时代,但他们避免了“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人的命运并非一所大学就能够决定的,黄灯认为很多家长并不知晓自己孩子进入大学以后的具体情景,不少中学老师在应试教育中将一批批学生送进大学后,也并不太关心中学岁月在其生命中烙下的印记,如果把学生的成长过程比作一个标准构件的锻造,“我不过一个站在普通大学门槛的收货者,完成了签收程序后,来到身边的孩子,不过一群早已被磨砺规整的半成品”。这本书的意义,如作者所言:“我所想做的,不过通过文字,记住一个群体的模糊身影,唤醒更多的成年人对他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