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映的电影《长安三万里》,以李白与高适的故事为线索,展现了大唐的诗歌与历史。说到诗仙李白,大家都不陌生,可以说妇孺皆知也不为过,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能随口背出几句李白的诗来。但要说到李白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李白的一生创作了10000多首诗歌,流传下来的有1000首左右。而李白的书法墨迹却只有《上阳台帖》流传到现在,而且是唯一的一幅,弥足珍贵,今天这幅墨宝就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李白唯一一件传世墨迹,《上阳台帖》也充分展现出盛唐气象。这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书法作品?书写的是什么内容呢?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荣宏君 　　诗仙如何留下千古名帖 　　唐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李白邀好友杜甫、高适同游王屋山,并寻访阳台观的道长司马承祯,到达阳台观后,得知司马承祯已经仙逝了。无缘得见老朋友,却看到司马道长留下的巨幅壁画,看着这幅气势雄伟的山水巨作,李白有感而发,就写下了流传千古的书法绝唱——《上阳台帖》。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 　　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款识: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上阳台帖》,纵28.5厘米,横38.1厘米。全帖共5行25个字。是李白书写的四言诗,也是他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诗的前两句,李白描绘了司马承祯壁画中的王屋山景象,高山流水,气象万千。后两句就是赞扬司马承祯在绘画方面的修养,李白认为只有道行高深、笔法老辣的画家才能描绘出王屋山的清幽壮美来。《上阳台帖》用笔纵放自如,于苍劲中见挺秀,字的结体也顾盼有情。书法的总体面貌呈现出典型的盛唐气象。 　　从《上阳台帖》来看,李白和道长司马承祯有着深厚的友谊,那么李白本人是否与道教也有什么联系呢?再有,我们诵读李白,他的诗飘逸洒脱,充满了雄奇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甚至处处带有游仙的味道,这是否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其实可以说李白的这一生,无论从人生阅历还是他的诗歌和书法创作,都与道教密不可分。 　　在李白的一生中,是道教主导了他的人生观和诗词创作理念。他云游天下,结交了许多道士和修道之人。这其中有4位道教高人对他影响深远,他们分别是东岩子、元丹丘、司马承祯和玉真公主。 　　李白祖籍甘肃陇西,公元701年出生于中亚碎叶河畔,也就是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一带。李白5岁的时候,随父亲李客迁居四川江油的青莲乡,所以又号青莲居士。童年李白聪明伶俐,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苦读诗书。李白15岁学习剑术、学写文章并开始接触道教,在他18岁这一年,跟随一位著名的隐士东岩子修炼道术,并学习帝王学和纵横术。这位东岩子本名赵蕤,号东岩子,是唐代杰出的道家与纵横家,著有谋略全书《长短经》。东岩子是李白接触到的第一位道教老师。他的道家思想和豪侠仗义的性格也是在东岩子的影响下形成的。 　　之后,在四川,年轻的李白又结识了另外一位影响他一生的道人元丹丘。元丹丘是谁?李白的著名诗篇《将进酒》曾有名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诗里所说的丹丘生,就是元丹丘。李白这一生光写给元丹丘的诗作就多达十几首,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友谊确实不同寻常。元丹丘是李白交往最密切的一名道士,也是相交一生的好友。公元725年,24岁的李白认为大丈夫应当志在四方。 　　在江陵(湖北省荆州市),经元丹丘的引荐,李白结识了他人生中的第三位道友司马承祯。司马承祯,河南温县人,出生于647年,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重要传人。司马承祯不仅道行深厚,文采飞扬,而且能书善画、出口成章,先后被武则天、唐睿宗李旦召入宫内讲经。后来更是受到了唐玄宗的礼遇,开元年间,司马承祯已拥有帝王师的至高无上的名位。当须眉皆白的道长司马承祯见到24岁的李白时,看他器宇轩昂、举止不凡,又读他的诗文更是才气逼人,不禁连连赞叹李白有“仙根”,并夸奖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李白《大鹏赋序》) 　　李白与司马承祯从此结为忘年交,不断有诗赋唱和往来,司马承祯还把李白列为他的“仙宗十友”之一。与道长司马承祯的结识,可以说改变了李白的人生走向,这也引出了第四位道教贵人——玉真公主。 　　玉真公主是什么身份?她可是大有来头,是唐玄宗的亲妹妹,笃信道教,唐玄宗时期出家,法号无上真人,持盈法师。后来唐玄宗就让玉真公主跟随司马承祯学道。开元十五年(727),唐玄宗下诏在河南济源王屋山为司马承祯建造阳台观,还亲笔为这座道观赐题。 　　李白自幼就怀有宏大的志向,他精通儒、释、道三家,有经世之能,报国之志。过去的读书人都有“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朴素想法,李白也不例外,他想通过积极入世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李白学富五车,在诗歌上的造诣可以说无人能比,按说完全可以通过科考一举成名,但他却并没有走这条道路,为什么呢?据推测,这大概和他出身商人之家有极大的关系,李白的家庭非常富有,他的父亲李客应当是一名商人。唐朝重农轻商,商人子弟是不允许通过科举入仕的。所以,李白要想实现政治抱负,也只有走名士举荐这一条路了。李白通过元丹丘和司马承祯结识了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这可是最重要的一个推荐人。果然在玉真公主的推举下,742年,唐玄宗在长安召见了李白,授给他“翰林供奉”一职。 　　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但是他在政治上根本没有得到重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担任的职务只是陪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供奉”。皇帝用他手中的笔不是来指点江山,而仅仅是用来粉饰太平。这与李白济世报国的初衷显然不同,自己的政治理想看来根本没有办法实现。慢慢地,他对这份工作失去了新鲜感,再加上李白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和翰林院的同僚们格格不入。比如传闻他醉酒后曾令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墨,虽然不一定是史实,但这也至少从侧面反映出李白傲视权贵、狂放不羁的秉性。所以这种性格也使他很难在宫中待下去了。 　　大约在744年,由于被奸臣诬告,唐玄宗解除了李白翰林供奉的职务,“赐金还山”,也就是让李白退休回家。无限落寞的李白离开了长安,和他的好友杜甫、高适结伴沿黄河一路东游。当李白三人来到王屋山阳台观的时候,司马承祯已经羽化成仙了,面对着司马道长留下的山水壁画,李白挥笔写下了《上阳台帖》,以表达对道长的思念之情。 　　《上阳台帖》的流传经过 　　李白的《上阳台帖》诞生于12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它又是怎样流传到今天的呢? 　　到北宋的时候,李白的书法真迹存世还很多。比如北宋的书法家黄庭坚在朋友家里看到一卷李白的诗稿,对他的书法大加赞扬。 　　至于李白《上阳台帖》的流传历史,真正见于史书记载,还是宋徽宗时期。徽宗收到《上阳台帖》后,就用瘦金体书写下了“唐李太白上阳台”的题签。在帖后,宋徽宗还写了一段长跋: 　　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不觉人物两忘,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 　　在这段跋语中,宋徽宗提到李白所写的另一件行书《乘兴帖》,徽宗称赞《上阳台帖》和《乘兴帖》一样字迹飘逸,气势雄健,慨叹李白的书法和他的诗一样杰出。《乘兴帖》著录在宋徽宗主编的《宣和书谱》中,《宣和书谱》同时还收录了李白的行书《太华峰》、草书《岁时帖》和《咏酒帖》,可惜这些作品后来都失传了。 　　北宋灭亡后,《上阳台帖》就传到了南宋的一位骨灰级的收藏家手中,他就是南宋的著名画家、收藏家赵孟坚。 　　《上阳台帖》没有赵孟坚的题跋,不过却留下他的收藏名章“子固”一枚,这方白文印章就盖在宋徽宗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的左下方。赵孟坚之后,《上阳台帖》又辗转流传到南宋权相贾似道手中,贾似道在帖上留下了“秋壑图书”的收藏印章。 　　到了元朝,《上阳台帖》又归收藏家张晏所有。张晏是元代的高官,封魏国公,同时又是著名的收藏家,唐朝草书大家怀素的《食鱼帖》和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颜真卿《祭侄文稿》都曾经是他的藏品。张晏作为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对诗仙李白的《上阳台帖》推崇备至。他得到《上阳台帖》后题下长跋: 　　谪仙书传世绝少,尝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积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 　　张晏认为,谪仙李白的《上阳台帖》写得风流潇洒、超凡脱俗,和李白相比,唐朝的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陆柬之等人都是墨守成规的“书奴”,专门为写字而写字,毫无才气可言。 　　明朝,《上阳台帖》曾被收藏家项元汴珍藏。进入清代先后被梁清标和安岐收藏。安岐去世后,包括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和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多幅作品进入乾隆内府。乾隆皇帝收到《上阳台帖》后,在卷首亲笔题写了“青莲逸翰”,还专门对这件书法做了考证题在画卷上。乾隆认为:“观其笔气豪逸,非他人所能赝托。”充分肯定这件书法真实可靠,是一般人没有办法作假的,并收入《石渠宝笈初编》一书中。就这样,《上阳台帖》在清宫一直传承到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手中。 　　清朝灭亡后,溥仪被赶出皇宫,曾将大批的历代国宝级书画偷盗出宫,带到天津。溥仪到天津后,继续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因此开支巨大,很快就捉襟见肘,溥仪就把从宫中偷运出来的书画拿出来变卖。包括李白《上阳台帖》等几十件稀世之宝都流落到社会上。 　　张伯驹与《上阳台帖》 　　那么,《上阳台帖》又是如何回到故宫的呢?我们就该说说张伯驹了。 　　张伯驹(1898年3月14日—1982年2月26日),河南项城人,字丛碧,别号好好先生,爱国民主人士,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张伯驹将多件珍贵文物捐献给国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晋·陆机《平复帖》是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 　　咱们就来继续说《上阳台帖》。1937年流出清宫之后,被一个叫郭葆昌的人买下。郭葆昌早年曾在北京一家古玩店当学徒,为人机警干练,后来给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当差,由于情商高,深得袁的信任。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任命郭葆昌担任“陶务总监督”,以袁世凯的年号“洪宪”到景德镇负责烧制“洪宪御瓷”。郭葆昌一共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三四万件“洪宪御瓷”,这些御瓷设计极为精美,并不比历代皇家“官窑”逊色。 　　1937年春天,张伯驹在郭葆昌家里看到了《中秋帖》《伯远帖》和李白的《上阳台帖》,还有明代画家唐伯虎的《孟蜀宫妓图》等一批珍贵书画。张伯驹有意收藏国宝,这批书画最终以20万大洋成交。 　　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对北京实行金融封锁,张伯驹被困北京,银行的汇款根本没办法汇过来。再加上他当年购买了陆机的《平复帖》,花了巨款。第二年,张伯驹被迫将《中秋帖》和《伯远帖》退还给郭葆昌。这样,余下的李白《上阳台帖》和唐伯虎《孟蜀宫妓图》等画作就以6万元的价格归了张伯驹。 　　1949年,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把《中秋帖》《伯远帖》带到台湾,后急于用钱,就把两件墨宝抵押到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张伯驹得到消息后,连忙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写信,建议由国家收回,因为款项巨大,最后得到周恩来总理的特批。1951年,国家文物局以27万人民币的价格最终将《中秋帖》和《伯远帖》购回,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20世纪50年代,张伯驹相继把从郭葆昌手中买到的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等多幅国宝捐献给国家,入藏于故宫博物院。 　　(本文摘自《翰墨传奇:张伯驹与故宫国宝》,有删节。文中标题和小标题均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