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司马光:一面宽容,一面执拗 　　在《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中,北京大学宋史学者赵冬梅教授以多年研究积淀为依托,自司马光的家世渊源追溯而起,将其初入仕途至崭露头角,再至成为股肱之臣,乃至走上宰相高位,进而影响宋代历史走向的人生经历进行了讲述。在小尺度的历史书写中,赵冬梅关注大尺度的历史脉络和士大夫精神,拎起了宋代至关重要的一段历史,并将该时段微妙的官场生态、纷杂的政坛纠葛、错综的派系之争、突显的社会问题,乃至时代与个人所面临的困局与去向一并呈现出来。
　　□明生(笔名)

生于变时
　　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个皇帝。
　　1038年,司马光进士第六名及第,进入官场。这个时候,距离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78年,军队规模庞大,养兵费用居高不下,官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利益集团挤压普通官僚的生存空间,侵占百姓利益,矛盾堆积,不平之气在郁积发酵。就在司马光这一榜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开封府解试落第举人集体抗议考试不公,仁宗不得不亲自下令取消了五名宰相、副宰相子弟的录取资格。
　　同样在这一年,宋夏战争爆发,战事一举击中宋朝以“对内防范武人威胁政权”为主调的死穴。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之后,科举出身的文官儒帅终于稳住阵脚,保住了疆土,恢复了和平。范仲淹、韩琦和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也因为边功卓著积攒了“入相”的资本。由于战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征发力度,社会矛盾加剧,部分地区“盗贼”横行。
　　赵冬梅直言,这样的问题非宋朝所独有,乃帝制时代之通病。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初、建国四十年、建国八十年等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呈现的状态都各不相同。一个鲜明的例子,是用人。建国之初,朝廷招录、提拔官员的力度通常极大。宋朝建国十七年、二十年两榜所录取的进士,竟有不到十年从普通人升至宰相的。这样的“奇幻”经历,司马光一代,只能想象,无法企及。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开国四十五年之后进士及第,也硬是用了十七年才混到中层。
　　通常来说,个人的命运很难超脱他所处的时代,而一代人的命运与这一代人在那个朝代中所处的阶段息息相关。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使命。
也是改革者
　　1043年到1044年,在仁宗的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即“庆历新政”。这是一次“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
　　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赵冬梅认为,细读历史,“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这说明,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状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
　　其实,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
　　赵冬梅强调,认识皇帝制度是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也是读懂司马光的关键。不带偏见地、“中性地”来看“帝制”,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是宝座上的那个人,“具体的皇帝”。在帝制国家,“抽象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当然,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能否承担这种责任是另外一回事。“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的皇帝”的要求,是帝制国家永恒的问题。
　　如何与皇帝打交道,则决定改革者的命运和改革的成败。道理很简单。儒家信奉君子政治、贤人治国,那么,谁有资格判定人物贤愚,区别君子小人?说到底,只有皇帝。一个不避群议、以选优汰劣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击就是“结党营私”。唯一可以为他辩白的人只有皇帝,而皇帝最忌讳的恰恰是朋党。“庆历新政”的搁浅,范仲淹、富弼的下台皆植因于此。
　　宰相大臣不结党,政见可以不同,却能共商国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对于这一点,司马光已经有精准的认识,写在《功名论》里。据说这篇文章是他在十七岁时完成的,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在思想上的早熟无疑是令人赞叹的。
事与愿违
　　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新法,以“富国”促“强兵”,新法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反对派受到排挤打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三不足”精神的指引下,“具体的皇帝”被从笼子里放出,士大夫的议政空间受到压缩,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
　　作为反对者,司马光无奈退归洛阳,做了十五年的“历史学家”,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作为一个熟知历史、尊重历史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一边是诚实的历史观察,一边是要做大宋忠臣的美好愿望,如何安身立命?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更加温和的方式,即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皇帝”的角色。
　　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特别是皇帝以私欲干扰原则的行为。只不过,同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做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是提意见的范本,司马光是宋人公认最优秀的监察官、谏官和皇帝老师人选。
　　司马光有自己的智慧,但在具体实践上,也有自己的问题。
　　司马光晚年成为宰相后,希望在政治上重返仁宗朝的黄金时代,可惜事与愿违。饱受争议之处在于:一方面,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效果不加调查辨析,一概视为害民之法,试图全面推翻,由此导致了官僚集团的认识混乱,加剧了分裂；另一方面,他希望推行和解,重建“异论相搅”的多元政治,却又不能约束台谏官对异己势力的排斥打压。最终,司马相业“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造成巨大破坏。
真实悖论
　　赵冬梅坦言,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应对失措、狼狈不堪。
　　一个致命后遗症是,北宋“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复返。赵冬梅认为,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权力与责任并重的,在政策层面,信仰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又必将固执己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悖论,即“宽容政治悖论”。自此,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走上了不归路。
　　当然,这是后话。在哲宗和百姓心中,宰相司马光已经做得很好。司马光死后,哲宗下令,“赠太师、温国公,禭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哲宗亲自为司马光书写了神道碑的碑额,并命令苏轼为司马光写作神道碑,又赐银两千两,专门为司马光修盖碑楼。司马光的谥号被定为“文正”,这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
　　得知司马光过世的消息后,“首都百姓主动罢市,前往司马府外吊祭,很多人典当了衣物来置办祭品”。司马光的灵柩离开首都,被运往涑水老家安葬,起灵那天,开封人“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元祐二年(1087)正月初八,司马光的葬礼在涑水故园举行,好几万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葬,素服哀号。在开封,有人画了司马光的像刻印售卖,开封人家几乎一家一幅,外地人也纷纷到开封来购买司马光像,不少画工因此致富。
　　悠悠千载,司马光有无数面孔。他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也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在赵冬梅看来,时代赋予了他的诸多标签、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后来,她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