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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07月05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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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
临近“七·七”,抗战是个不能不说的话题。本期人文齐鲁刊登的《山东1937:从北平流亡而来的大师们》记述了75年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干知名学者纷纷从沦陷的北平外逃南下经过山东的种种事情。逃亡路线不同,所乘交通工具不同,但逃亡的心境是大致相同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凄零仓惶,悲愤交加,又无可奈何。
梁实秋、陈寅恪、沈从文、吴宓,还有很多其他逃难的文化精英们,都是不甘做亡国奴的。流亡固然辛苦,但国难当头时决不屈从于侵略势力是他们固守的民族气节,别说是文化人,就是平头百姓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当汉奸的也大有人在,比如同样被奉为大学问家的周作人。这位在抗战结束后即被送上法庭的知名文人背负了一世的汉奸罪名,最后在“文革”中受尽折磨而死。
但这些年,众多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发现,周作人的汉奸罪行却也实在“乏罪可陈”,当时北大撤离北平,他没有同行,也是因为校长蒋梦麟的嘱托,蒋对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周作人在任伪职期间,不但保存了北大的众多设备,也保护了相当一批留在北平的学生和老师。
他本身是个平和的人,又有个日本太太,深爱日本文化,但这并不表明他对日本侵略者是完全附逆的,他说过:“日本人爱美,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喜洁净……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可见,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也是痛恨的,让他坚持留在北平的其实是他个人坚守的道义。他说他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因为“这种死对国家社会别无益处”。他反对的其实是以气节逃避责任的人,反对为满足一己的道德完善而将国家百姓置之不顾的人。所以他牺牲了众人认为必须坚守的气节,承担了自认为应该承担的责任,却不想背负了一世罪名。
今天看周作人,其实有太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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