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煜坤
爷爷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
爷爷生于1905年,是我们这里的名人,在老一代人眼里,他是识字的先生；在当代及下一代人眼里,他是教书的先生和严厉的老师；在孩童们的眼里,他是故事篓子。
爷爷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家,曾祖父是木匠,耕作之余靠给乡亲们插屋架子、做门窗以及家具维持生计。爷爷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在本村地主陈子平家的私塾里读过几年四书五经,后来因为家境贫寒而辍学,曾经干过保仪(看孩子和替人做家务的童工),在店铺中学做过买卖(经商),十八岁时给资本家王司梅看过炭堆(煤场),并因为有几年私塾的底子,聪明好学的爷爷当上了记账先生。由于当时日寇侵略,民不聊生,在生活困难的时候爷爷还曾经卖过字画,贩过陶瓷大瓮,推过杂货,为了糊口,还摆过卦摊,干过风水先生。再后来爷爷看到村里的孩子因为战乱不能读书识字,不能学习文化知识而饱受奴役之苦,毅然卖掉几亩薄地,设塾乡里,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爷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发挥自己的特长,自编教材,在村里开设了识字班,把村里的姓氏以及村民遇到的常用字编成顺口溜,用乡亲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文化知识。现在村里五十岁以上的村民的名字多数都是爷爷给取的。
上世纪60年代起,爷爷又办起了流动图书室,挑着两箱书,利用田间劳动的休息时间,给社员们提供一些精神食粮。其间还在村里几条街道的黑板上按时书写字谜,供村民识字和学习文化,三十年不间断,直到去世。
改革开放后,爷爷捐出自己多年积累的上千册图书,加上村里购买的部分图书,成立了华坞村图书室,这个图书室从197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93年。
记得1992年冬天一场大雪过后,图书室开放的时间到了,当时已88岁的爷爷急匆匆地赶着去图书室上班,由于雪后路滑,加之爷爷年高体迈,走到村西的一处陡坡就上不去了。这时,倔强的爷爷手脚并用,艰难地在雪地里爬行,为的是不耽误村民们借书学习。事后,爷爷说自己管理了二十几年图书,从没有休息过,也从没有迟到过,更没有因为其他原因耽误过图书室的正常工作。
爷爷是个对工作极其负责和特别爱惜书籍纸张的人,用于编写谜语的大开本的《康熙字典》是十五岁的时候缠着我的曾祖父用六十撇子高粱还是麦子换来的,也是爷爷非常珍惜的一部工具书,是一种很老的版本,纸张泛黄酥脆,极易破损,但爷爷翻看了半个多世纪,依然完好无损。建国以后爷爷订阅了多种刊物,如《民间文学》、《山东文学》、《诗刊》、《长寿》、《武林》、《故事会》等等,看完以后,都精心地将半年或一年的刊物按顺序装订起来,加上封面、封底并细心地保存。
不仅如此,爷爷还将自己的所有书信以及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一些证件或其他有意义的东西珍藏起来,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淄川矿井用的便笺,日寇时期的“良民证”,自己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时佩戴在胸前的红布条……
爷爷毕生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编写《解字谜语》,他根据汉字的结构特点,结合民间的实际生活,借鉴许多历史典故,历时半个多世纪写出了三十多卷《解字谜语》。为了保证字谜的准确性,爷爷依据《康熙字典》,除去其中的生僻字、怪异字、不吉利字,自己编写了谜语,以帮助村民识字。这部书稿所用的纸张,都是我们上学时期用过并且丢弃的练习本的背面,或者是油印学习资料的背面等废纸。爷爷一丝不苟地将其一一剪裁,画格子后,仔细誊写,编订成册,并有目录,有编号,有大致统一的封面、封底,整齐划一。
现在村里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清楚地记得,爷爷有两个爱好:一是出门爱捡别人丢弃的烟盒,那时的烟盒都是软纸粘糊的,没有硬壳包装,烟盒里层是深灰色的纸,爷爷把捡来的烟盒纸抻平,用来打草,在反面记一些偶得,如谜语的雏形、唱词等等；再一个爱好就是让人猜字谜,经常把自己刚刚编好的谜语说给大家,如果很快被猜出,爷爷就会重新设计修改,第二天再说新的谜面让大家猜。爷爷致力于传播通俗文化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使我们后辈受益终生。值得爷爷骄傲的是,他的孙辈们受他的影响,出了几个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
爷爷一生著述颇丰,大体计有《解字谜语》三十卷,《丧仪纪要》一卷,《对联》一卷,《诗词》一卷,《扫盲识字教材》一卷,《子平实践录》一卷,《万年历》一卷,《公元国历对照表》一卷,临《芥子园画谱》一卷,以及快书、小演唱、儿歌数百首,注解佛道经典十余部,搜集整理民间验方一册。
除了编写字谜以外,爷爷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的三十年时间里,先后编写和改写了十几个剧本,曾选择了《苍子花》、《七仙女参观淄博》、《夫妻争车》、《全家一条心》、《摔嫁妆》、《假面计》、《元宝树》等九个剧本编成一册,取名《文艺》。另外还有大型连台本戏《金镯玉环记》,《西厢记》和《反徐州》几个戏没有收入。这些剧本有五音戏、吕剧、京剧等,大多是根据民间传说或者别人创作的小说改编的。
记得小时候,著名的五音戏表演艺术家邓洪山(艺名鲜樱桃)先生是我们家的常客,他经常和爷爷一起探讨研究每一个唱段和每一句唱词。从这些剧本描写故事的广泛的地域性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可以想象,一个普通的农民搜集素材的用心与艰难；从三十年的创作时间的跨度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爷爷传播文化的执着与坚强。
2005年6月6日,《淄博晚报》曾以《一位传播民间文化的老人》为题,对爷爷作过专门报道,称爷爷为“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文化奇人,“一个毕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在没有人喝彩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谋取私利的想法,无怨无悔,从事着民间文化的传播,这样的精神,这样的人生境界……以独特的真实震撼着我们后来人的心灵……”
爷爷活了89年,在自己编写的《万年历》一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个年份后所记录的,都是爷爷当时认为有影响的国家大事和与自己家庭相关的事情以及当时的社会境况——如日本人侵略淄川时开设的矿井、日寇在淄川造成的几个惨案、对当时物价的影响以及当时老百姓的艰难生活等等。
翻阅爷爷精心记录下的这一段段历史,似乎看到了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史。正是爷爷毕生的不间断记录,让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和平的家园里,曾经有过怎样的血雨腥风,在日寇侵略下的旧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怎样颠沛流离!
一个农民,一个一辈子都不得不为温饱生计奔忙的老人,能够给我们留下如此多的精神食粮,这样的人生态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感谢!
孔子曾言,十里之邑,必有闻人。鲁迅先生也曾经深情地说,中国的希望不在天上,而是在地底下,在那些背负着自己的使命默默耕耘着自己的田地的民族的脊梁身上。而我的爷爷,不正是那亿万个传承着我们民族的千年文化脉络的脊梁中的一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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