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人们习惯理解的通胀,各种显性和隐性税负以及对于民间财富创造的压制,实际形成了另一种通胀。恰恰是这种通胀,很大程度上不仅抑制了公众的财富增长,也大大稀释了收入的含金量。
□徐冰
到2020年,中国能否实现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番,目前来看,舆论显然充满乐观。12月5日,《金融时报》刊发了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和另一位官员石春华的文章,文章指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切实可行,且有望提前一至两年实现。
收入翻番自然令人期待,但同时也存在疑问:收入翻番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到2020年,翻番的收入是否意味着普通公众应付所遇到问题的能力也翻番?
对于这样的疑问,目前很多论证都是从剔除通胀因素来考虑的。这似乎给人一个印象,只要剔除了通胀因素,翻番就货真价实了。
如此理解显然存在偏颇。例如,我们目前的收入,即便剔除通胀因素也比2000年要高很多,可我们并未感到压力减轻多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年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压力也同步增长,甚至压力的增速要高于收入增速。由此又派生了一个问题:如果压力和收入都同步增长,这样翻番的实际价值并不大。只有收入增速高于压力增速,收入的含金量才会真正显现。
实质问题在于,尽管目前公众的收入增速已经高于GDP增速,但这个态势因时间太短还不具备现实价值。更由于在整个财富“蛋糕”中,公众所占份额长期处于下降态势,这种状况如不扭转,收入翻番的含金量必然打折。
收入翻番并不一定意味着普通公众应付生活压力的能力也同步提高,正如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果提高社保水平主要依赖提高个人的缴费率来实现,那很可能不会刺激消费,反而会抑制总消费。相比于人们习惯理解的通胀,各种显性和隐性税负以及对于民间财富创造的压制,实际形成了另一种通胀。恰恰是这种通胀,很大程度上不仅抑制了公众的财富增长,也大大稀释了收入的含金量。
这实际就是说,在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同步的同时,还必须实质压缩与民争利的空间,减少政府以及政策逐利的冲动,让民间焕发创造财富的动力和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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