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国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印痕。
收拾换季的衣物,在箱底发现了一顶旧军帽,严格说,它不是军帽,只是一件仿制品。怎么来的记不起了,却让我回想起它所代表的“1960”那个全民尚武的年代。还记得当时毛泽东曾有诗曰:“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等等,这些都是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们都还记得,电影院里上演的是《南征北战》、《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英雄儿女》；书店里卖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雷锋叔叔的故事》；广播喇叭里播放的是《长征组歌》,这些都让当年满腔热血要求进步的青年人无限地崇拜与信任军人,玩游戏争着要扮演解放军,长大后的理想是参军扛枪、保家卫国。因为参军光荣,那时参军人家门口都挂着一块“参军光荣”的红匾。在人们心中,身着草绿色军装、佩戴着肩章的军人,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权威。看到绿军装,就会有一种无名的敬佩与爱戴油然而生。
当时,虽然绿军装流行的趋势已经呼之欲出,但是真正成为社会时尚的潮流,还有待于一个契机。1966年8月18日,这个契机终于来了。这天,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登上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群众和红卫兵,一个红卫兵代表为领袖佩戴红卫兵袖章,领袖问她姓名,答曰:“我叫宋彬彬。”“哪个彬?”“文质彬彬的彬。”领袖说:“要武嘛。”第二天,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向群众挥手的侧面大照片,就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那个年代没有时装秀,也没有电视广告。1966年8月19日那天,几千万张报纸印着领袖身穿绿军装的照片,立即传遍了全国,这是现在任何一场时装秀和任何一种媒体广告都比不了的。从此,一身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军用腰带,肩挎军用挎包和军用水壶,脚蹬一双军鞋,再加上一个红袖章,就成了那个年代最正统、最革命的服饰形象。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旗袍、西服、包屁股裤等等在一夜之间统统成了“四旧”,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的这顶仿制军帽,大概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我戴着它,跟随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参加大串联,由曲阜徒步穿越沂蒙山区,抵达青岛,准备从那里坐船前往天津,再去北京。我们一行16个人,几乎每人身上都能找出点与解放军有关的东西来:一件绿军衣,一条绿军裤,一顶绿军帽,或是一只军用水壶,一双绿军鞋……背包也都像解放军那样,打成井字形的方块。
当时,各行各业凡是有条件的人,无不想弄一身军装穿在身上。实在没办法,又羡慕得不行时,就有人开抢了:一个戴军帽的人正在街上走着,后面突然追上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把从那人头上摘下军帽,飞驰而去。
就连刚出生的婴儿,也过早地有了军人的标志,家长在帽头上用红布缝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有时还会在给孩子们做的小军服上缀上领章。
知青们穿着军装到了农村,又把军装潮蔓延到了农村。军装潮好像一直热到上世纪70年代。
有人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研究,认为人们之所以如此热烈地追捧军装,除了上述社会和国际形势的原因,在心理需求的层次上,大概是因为军装具有一种统一美、组织美、仪式美。身穿军装,意味着自愿隶属于某个高度统一化的组织,自愿服从于某种统一的组织目标,自愿献身于某项灵魂的仪式。在身穿军装之时,个体感到了融入群体的巨大快感,这种快感来自于个体与群体的彼此认同和相互承担,它使生命获得了极大的依靠和自信。可以说,那段准军事化的生活在全体国民心中刻下了抹不去的印痕。
今天,人们的生活早已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对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无论今天身上穿的是多么昂贵和花样翻新的时髦服装,旧日身穿军装时那种英姿飒爽的感觉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但是那些红装素裹的日子,依然会像我这顶旧军帽一样,久久地压在记忆的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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