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艮
2007年12月9日(农历十月三十)早晨5点20分,父亲溘然长逝,终年84岁。
父亲平静地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之路,一个标准的中国农民的人生之路。
父亲孙广德,一九二三年农历七月初九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读过两年私塾,能阅读一些浅显的读物。据说,祖父性格比较懦弱；祖母却干净利落,有主见,勤俭持家。很显然,祖母对我父亲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亲所读的四书五经对他也有不小的影响,直到晚年,他还给我背过《论语》中的“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父亲的思想是很正统的。儒家学说讲“孝悌”,父亲忠实地奉行。他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还殷勤地伺候他瘫痪在床无人理睬的舅父,直至为其送终。我的伯父患痨病,没有成家,父亲精心照料他,使他安心度过了余生。
年轻时,父亲跟人学做生意,也在亲戚家开的中药铺里为人包过药,但最终既没有做商人,也没有做医生,老老实实地做了一辈子本分的农民。
1947年,24岁的父亲与18岁的母亲结了婚。双方家里都很穷。幸好他们都很健康。媒人是一个亲戚,没有蒙骗任何一方,这是他们的幸运。健康是他们唯一的资本。这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向南退却的国民党兵从我家乡经过,强行拉夫,逼迫我父亲和同村的几个青年人给他们推车挑担。当时正赶上大风雪的天气,在走出几十里地后,几个年轻人趁着天黑逃跑了。一路上跌跌撞撞,只顾逃命,在没膝深的雪沟里跑掉了鞋子。当三天以后父亲穿着布袜子跑回家的时候,母亲早已哭肿了眼睛。因为具备一些医学知识,父亲没有像他的同伴那样迫不及待地烤火,而是用刚从井里打上来的水泡脚,慢慢地暖了过来。他的同伴却因为烤火而掉了脚指头。
经历了这次生离死别后,我父母的生活中便没有再发生什么惊险的事。尽管政治运动使他们饱受饥寒,家庭的不幸使他们饱受痛苦。
以后的日子中,给父母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土改、统购统销——拿着购粮本买菜缨子、大跃进吃食堂、四清、“文革”大串联和械斗,再就是分田到户过上好日子了。
社会的动荡、变革造就了父亲的性格。
父亲很胆小。母亲说,土改时,政府组织分地主的财产,父亲什么也不敢要。父亲说,还有的人,政府硬派给了财物,晚上还要偷偷地给地主送回去。统购统销的时候,父亲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都拿了出去,以致后来全家人几乎饿死。入社的时候,父亲又把家里所有的财物毫无保留地交出去。母亲埋怨父亲太死心眼,父亲说,你是没有去开会啊!显然,开会的气氛足以把父亲吓得诚惶诚恐。到了上世纪90年代,我闹离婚的时候,女方要求住我父母的房子,当戴大盖帽的法官们一跟我父亲要钥匙,父亲便乖乖地交了出来。
父亲很能干。他干活非常快。吃大锅饭的时候,在生产队里干活,父亲以干活实在著称。每到麦收时节,在生产队宽广的打麦场上,父亲总是被任命为场长。他带领着几十个人,铡麦子,晒麦穗,轧麦脱粒……放下这个就是那个。父亲最擅长的是扬场,这是多数人干不了的活。扬场需要技巧,要巧妙地借助风力,选择合适的角度,用簸箕把粮食抛出优美均匀的弧线,这样才能扬得干净。这也是一个很累人的活,父亲每天为生产队扬几千斤粮食,累得腰酸背痛。但他任劳任怨,从来没叫过苦。后来父亲落下腰疼病,我总觉得与此有关。再就是垛麦垛,也需要很高的技术。父亲站在高高的麦垛上,把别人扔上来的麦子或麦穰均匀地摊开,最后堆起一个尖顶,使它周周正正,苫盖起来,像是一个精巧的工艺品。大大的场院里堆着这样几垛麦穰,成为单调的冬季农村田野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那多半是父亲的作品。
父亲心灵手巧。从田野里挑一担土回家,用水洇上,洇透了,掺上一些碎头发、碎麦穰,掺匀揉好,再找一个瓦盆,从侧面凿好孔,一会儿的工夫,就做起一个烧柴的炉子。待炉子半干的时候,父亲用刮刀慢慢地刮抹,把炉子打磨得光滑圆润,一点火,准旺。在灶屋里,父亲还会贴着墙角垒一个烧碎柴的灶,砌上烟囱,把烟抽到屋外去,火又大又省柴。下雨天,父亲常常会用玉米皮或者麦草编蒲团,或者用尼龙绳穿马扎,或者用小纺锤纺麻线。家里的农具,父亲总是修理得非常顺手。父亲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用两根长木头钉上几根短的横木,做成一架耐用的梯子,一用就用了七八年。去世前不久,父亲还努力爬梯子去维修屋门顶上的雨罩——他不愿意麻烦别人。
父亲心地善良。他从来没骂过人,从来没跟人吵过嘴,更不用说跟人打架了。在那穷困的年代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其贫乏,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以至于丧失人格也习以为常,为了一把柴火、几粒粮食,就可以破口大骂,骂到祖宗八代；就可以大打出手,打得头破血流。在那个生存环境里,粗话脏话不绝于耳,骂别人,骂老婆孩子,有人急了眼也骂自己的父母。可是我的父亲能做到不与人打,不与人骂,不与人吵,不能不说他是个极有修养的人啊!
2007年农历十月二十四,这一天母亲过生日,下午,一家人坐在桌前正要吃饭,父亲突发脑梗塞。躺在病床上的六天里,父亲没能再说一句话,只偶尔睁开眼看看身边的人,对亲人的呼唤做出一个会意的应答。直到去世的那天晚上,父亲的意识都是清醒的。
父亲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半个字的临终嘱咐。在这件事上,我不知道应该为他悲哀还是应该感到欣慰。按说,这样突然病倒,再也不能站起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总会有些事情想安排的,总会有些遗憾想表达的,可是父亲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在这时候,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了——一辈子没有支配过任何人,这时能让别人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吗?父亲一辈子只知道劳作,从没有多言多语过,现在,上天让他成为一个智者。
父亲没有什么遗产需要分配。劳碌终生,给四个儿子每人盖了一处房子,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积蓄,自己穿的用的都极其简单,极其破旧,没人稀罕争夺。在天之灵无须看子女为争夺遗产而反目,这也是父亲的幸运吧?
我们兄弟姊妹在父母的教育影响下,大都懂得孝道,父亲身后,母亲会得到很好的赡养,那么,父亲还有什么放心不下的呢?行不言之教,是父亲的个性使然,并非圣人教导的结果。
父亲大半辈子生活在战乱、灾荒和荒唐的政治运动中,担惊受怕,忍饥挨冻,为了庄稼忧晴虑雨,为了子女含辛茹苦。只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与母亲相依为命,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日子。
泪眼面对父亲的遗像,父亲平静地注视着我。84年的人生经历,儿孙满堂,四世同堂,子孙中有农民,有工人,有个体老板,有教师,有外交官。父亲应该知足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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