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当麦色青青染绿无边春色的时候,当山坡上枯草又长出绿叶在风中摇曳的时候,当洋槐枝头吐出一簇簇花蕾芬芳四溢的时候,当那淅淅沥沥的雨滴撩开春晓面纱、山雀黄莺钻进麦田里觅虫的时候,苦菜花也开了。一株株可爱的小精灵,穿着绿裙,挺着脖颈,扬着笑脸,尽情地炫耀着自己的快乐。
每逢这个季节,我便想念起遥远的苦菜。遥想麦埂上的、菜地里的、沟坡上的、石头缝里的,遥想那剜到母亲篓子里的或择洗干净放在菜板上的,叶绿根白,有的含着嫩嫩的苞蕊,有的泛着黄黄的小花。那是远远近近的记忆,那是深深浅浅的记忆。
我生长在“瓜菜代”的年代,野菜、草根、树皮、树叶、酒糟渣、观音土,凡是能用于充饥的东西,都“勇敢”地作过“穿肠过”实验。正由于那时的修炼,至今我依然记得:树皮类只有榆树皮能吃,甜丝丝、黏糊糊的像地瓜枣；草根类只有茅草根能吃,可“进口”容易“出口”难,排泄能憋死人；树叶类只有洋槐叶能吃,但会使人浮肿,那时我们村二百户人家,一百多人得了浮肿病,我四岁的三弟,脸肿得像个皮球。说到这里,要感谢上苍的护佑。那几年天灾加人祸,粮食没甚收成,野菜却疯长,于是饿极了的人们便扑向了野菜,什么麦蒿、七七菜、猫耳朵,什么灰菜、西天谷、疯狗草,只要能吃、药不死人,剜到篮子里便是菜。苦菜让我记忆深刻,不只是因为它生命力顽强,有土的地方就能生长；也不只是因为它的完美奉献,根叶茎都能吃；更可贵的是,别的野菜过了季节就成了草,它却一枝独秀,过了春茬还有秋茬,鲜嫩时晒干,冬天用水一泡照样能吃。1962年的那个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五口人吃不起饺子,父母一商量,用干苦菜插渣(做菜豆腐,老家方言叫“插渣”)。除夕早上,娘泡上了半锅干苦菜,又泡了半碗留待来春做种子的黄豆。傍晚,当家家户户响起刀剁案板声,娘剁苦菜、爹磨豆,做了一锅苦菜渣。那飘着清香的尤物,馋得我们兄弟几个口水直流。在亲情浓浓的年夜里,一家人围坐在炕上,每人盛了一大碗。那渣吃到嘴里,苦中有香,香中稍苦,对一个肚子里罕见油水的孩子来说,那感觉着实美不可言。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一顿苦菜渣,绝对是中国最美的好滋味。
这样的记忆留存了好些年。1974年秋,人民公社社员仍在温饱线上挣扎,我参军了,就要离开父母走向远方。娘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最想吃苦菜渣。可惜,这个时候苦菜太少了。无心的一句话,娘却上了心。第二天,晚饭时分,我去镇上找同学告别回来,一眼看到炕上放着一小盆苦菜渣。原来,头天夜里,娘就泡上了黄豆,翌日一大清早便拎着篓子出了门,满山坡里寻苦菜。弟弟告诉我,为了这顿苦菜渣,娘整整在坡里找了一大上午,沟沟坎坎几乎寻遍了,两只小裹脚都磨起了泡。接下来的情景是:娘催促我趁热吃、多吃点,而我,筷子还没有动,泪水便盈满了眼眶。
最远的记忆是最深的记忆,而最深的记忆常常是最不全的记忆。
军旅生涯三十多载,一年两度黄花开。妹妹告诉我,打我参军之后,每当苦菜花开的时候,娘都要上坡去剜苦菜,泡豆子插渣。年年如此,岁岁这般。有好几次,老家有人到济南,娘还专门央人给我带一瓷钵呢。
年年苦菜花儿开,岁岁不同苦菜事。
有一年三月,正是苦菜花开的时候,我随工作组下部队,离老家十几公里,领导特批让我回家看看,我想给娘来一个突然惊喜,事先并没有打电话。不承想,吉普车刚一到村口,大老远就看见娘站在那儿张望。我不解地问娘,您在这儿等谁?娘说,在等你。我说,您怎么知道我今日回来?娘说,这两天我左眼一直跳,寻思着你该回来了,好几天都上这儿望望,没想到你还真的回来了,夜来(方言:昨天)还让你嫂子插了苦菜渣呢!不知冥冥之中是否真的有心灵感应,也不知“母子连心”是否真的乃天性使然,但这偶然之中是否有着必然的因素呢?我想是肯定的。
娘活了八十又四岁,找早逝的父亲去了。
苦菜花又开了。娘啊,您在哪里?
天边的云朵告诉我,娘在天上；故乡的风儿告诉我,娘在风里。娘坟头上盛开着的苦菜花,便是娘给儿子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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