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景瑞
九哥大我三岁,和我同村同宗同辈。虽说同宗,论支派却并不近,早已出五服了。只因两家住得近,脾气相投,走动也勤,经常互通有无,便觉得比别家亲近些。我和九哥从很小的时候就在一块儿玩,算得上光腚的朋友。
记得小时候,九哥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天天黏着他。春天他挎着竹篮去挖野菜,我也去挖野菜；夏天他拿着根绳去拔草,我也去拔草；秋天他扛着耙子搂柴火,我也跟着搂柴火；冬天他滑冰打雪仗,我也跟着凑热闹。大人说我是九哥的“跟屁虫”。九哥喜欢我,愿意带着我,还处处护着我。他长得浓眉大眼,高高壮壮,同龄的小孩都怕他。有时我和别的小孩发生争执,他先吓唬人家:“别欺负我弟弟,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夏天拔草,有时我嫌热偷懒,拔得很少,九哥就从他拔的草堆上抱一抱给我,说:“回家别挨大人说。”这些细微的往事,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和九哥一块儿上小学。我由小学上了高小,后又上初中高中,再上大学；九哥兄弟姊妹多,家里拮据,念了四年小学,大人就不让念了。他虽上了四年小学,却认识不少字,能看白话小说一类的闲书。放了暑假、寒假,我还是常常找九哥玩,有时也给他送本书看。他很高兴,笑着说:“好好念书,把我那份也念出来。”1967年春天,我还在济南念大学,听说九哥结婚了,我精心挑选两枚毛主席像章送他,他和新嫂子非常喜欢,天天戴在胸前。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县城工作。妻子儿女在农村,我经常回老家帮着干点活。后来土地分到户,自种自吃,我更要回家忙活。夏种秋收,活多又重,常常把人累个半死。九哥总是撂下家里的活,先帮我干些重活。从分田到户一直到我全家搬离故土,十多年间,九哥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每每提起,他总淡淡地说:“你不常干活,我怕你累着。”
九哥不抽烟,不喝茶,就爱喝点酒。也喝不多,一天一顿,一顿二两。知道他这个嗜好,每次回家,我都带两瓶酒送他。平日他舍不得喝,只喝散装酒,来了至亲好友才拿出来,说:“我兄弟送我的,尝尝,味道怎么样?”九哥知道我爱喝玉米粥,每年秋天收了玉米,他总是抓紧磨十来斤玉米面送我,说:“今年新收的,熬粥又黏又香。”我也不客气,高兴地收下。
1990年4月,我被选为副市长。九哥听说了,邀了几个好友在家里喝酒,他说:“论人品,论才学,我兄弟当之无愧。”据说那天他破了例,喝了半斤多酒,喝醉了。当副市长的那几年,只要回家,我总去看看他,也忘不了送他两瓶酒。他常说:“你太忙,别老挂着我。多为老百姓办些实在事。”村里不少人知道九哥和我关系好,有人就托他找我办私事,他说:“我兄弟的为人我知道,乡里乡亲的,能办的事他一定给办；不能办的,我去找他也白搭。”我在任上,九哥没有因私事烦扰过我一次。
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九哥特地跑来安慰我:“干了几十年工作,也该歇歇了。”我说:“退下来,我打算写点文章,练练毛笔字,看看书。”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好。我还怕你退下来心里别扭呢。”我听了,心里暖暖的。
记得有两句古诗:“相见亦无事,别后常忆君。”我和九哥就是这样,见了面,话并不多,只是拉点家常,但若多日不见,他便想我,我也很想他。去年,九哥75岁大寿,我正逢72岁本命年,我让孩子开车把他接来临清家中相聚。
吃饭时,我俩边喝酒边聊天,相谈甚欢。我动情地说:“多年来,总是你护着我,帮着我,想着我,从没麻烦过我,我很感激。”他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咱这叫‘你好我好哥俩好’。如今赶上好时候,咱俩都要使劲活,多见几回面,多说几回话。”我频频点头。
有人说:“朋友不在多,在久。”我很赞成这个话。回想和九哥这位布衣朋友相处的七十多年,并没有什么感天动地的故事,只是心心相印地一路走来,历经岁月的打磨,时间的淘洗,交情更真更纯更厚,这是最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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