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感觉由来已久,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多少都有点“苏联文学控”,那个时候痴迷俄罗斯作品几乎是一代人共同的经历。
除了时代背景的提供以外,俄语的普及和翻译曾出现过任何一个语种都没有的“全民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我因为上学早一些,所以爱好趋向都是向上靠,愿意和年龄比我大的高、初中生“混”在一起,热衷于追逐他们谈论的话题,所以小学后期和“文革”中间阅读了大量的苏俄文学作品。但是毕竟因为理解能力有限,那时候喜欢的主要是有曲折故事情节的苏俄文学作品,基本上锁定在反特、侦探、战争、爱情文学之类的著作,以能在同龄孩子中讲故事的“臭显摆”作为动力。
那时候看书遇到时代背景、深层思索的东西都跳过不看,也记不住那些拗口的俄语人名和地名,尤其不喜欢所谓“黄金时代”中那些代表性人物的东西,比如我嫌托尔斯泰的作品太拖沓,故事情节不紧凑,社会背景的交代、一个舞会、一次谈话都能花费那么多笔墨。为了尽快知道《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德烈之间故事的发展,就只挑有故事情节的段落阅读,把我认为无关紧要的篇幅都略过去。所以我特别理解当时俄国有些读者曾给托翁写信要求删除“文学之外”的哲学议论和繁琐的背景介绍,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特别有同感,假如我和托翁是同时代的人,我也会写类似的信、提同样的要求。
“文革”中的文化荒漠以及个人境遇使我对俄罗斯作品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加之当时可读的书籍极其贫乏,有些作品会反复阅读,后来我就越来越偏重于阅读社会背景的描写,故事本身的情节发展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插队期间我在父亲的指导下通读《列宁全集》,为了辅助了解背景知识,又自学了安菲莫夫四卷本的《世界近现代史》,上世纪70年代学俄语以后,又自学了潘克拉托娃三卷本的《苏联通史》。这时,阅读的偏好发生了进一步的转移,已经不喜欢苏联文学了,只对“黄金时代”的作品感兴趣,对那个我曾经认为晦暗的沙俄时期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非常想了解我们这个最大的邻居19世纪的社会状况。
有一个阶段我突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很着迷,把当时能搜罗到的他的作品逐一阅读。记得有一次拿到陀氏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上晚自习时开始阅读,宿舍11点熄灯以后,就打着手电筒顶着被子继续读,手电筒的电池耗光以后,又燃起蜡烛,感动得稀里哗啦,泪水止不住地流。为了不使抽泣声影响到他人,我用毛巾堵着嘴,到了清晨我的两个眼睛肿得成了一条缝,怀抱着书久久不愿撒手还给别人,似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开始有所顿悟了。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以后就和同学约定,比赛看谁更能吃苦、看谁更有毅力、看谁更能扛得住心理打击、看谁更能在逆境中成长。再往后又对国内内部出版社刊印的“黄皮书”趋之若鹜,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叶尔绍夫兄弟》、《热血》、《你到底要什么?》、《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州委书记》成为我们俄语班几个女生热议的话题。可以说,那个年代如果没有这些作品的相伴,我的人生该是孤寂和无趣的,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作品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重要因素。
所有这些看似无心杂乱的积累后来都成为我1978年考苏联史研究生的知识背景。1978年重新回兰州大学读书,学校的氛围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大不相同,能够在课堂上与导师和师兄们对我心仪已久的俄罗斯问题一探究竟,是我那些年最开心的事情。也许是我这个“弃农经商”者(师兄们对我从外语专业转到历史专业的昵称)基础比较薄弱,对别人见怪不怪的问题也总要问“为什么”,也许是苏俄史的教科书过于程式化、千篇一律,很难解惑,在学校里我一直是“问题学生”,总是“纠结”在一大堆的问题中得不到答案,可以说很多问题跟了我一辈子,一直萦绕在我的脑袋里。
(本文节选自金雁《倒转红轮》“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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