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廉思主编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3)No.1:城市新移民的崛起》新近问世,在书中,廉思课题组呈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新群体——城市新移民走进公众视线。
本报记者梳理相关书籍,呈现城市新移民在融入城市中的努力与困惑。
□本报记者 吉祥 实习生 牛书叶
身份的尴尬: 进不了城市,回不了乡村
历时六年的调查之后,廉思课题组的新作《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蓝皮书问世。廉思课题组以城镇化为切入点,聚焦“蚁族”、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白领这三大群体,在书中,这三类人群被统称为“城市新移民”。
廉思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拐点一代”,这是对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的统称,意指这一代人的成长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同步。廉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解释,青年群体面临的拐点包括: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开始消失为标志的刘易斯拐点；以人口抚养比的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以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为标志的城镇化拐点。三个拐点同时出现,注定了他们既是幸运的一代,也是艰难的一代。
蓝皮书以城镇化为切入点,书中估计,“城市新移民”的数量为1.5亿左右,并将持续增加。在廉思课题组的笔下,当下城市新移民特别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新移民,他们“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动在城市、家属在农村、子女教育在城镇,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
不稳定的迁移现象,注定了这一部分群体的身份尴尬。在城市,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社会保障也不健全,被相对强势的城市市民边缘化。在乡村,他们不像父辈那样,具有掌握土地的技术和能力,被土地所边缘。这种双重边缘人的角色,使他们既不认同自己城市人的身份,也难以承认自己的乡村人身份。
融入的艰难: 漂泊感与“三十而离”
廉思另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蚁族”概念的提出者。在其2009年出版的《蚁族》一书中,廉思用“蚁族”定义“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一群体高知、弱小、聚居；平均月收入低于2000元,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低于350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住宿条件简陋,狭小杂乱,已经形成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
按照廉思的估计,仅在北京,“蚁族”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正是通过这本书,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偏远村子唐家岭走进公众视线。《蚁族》一书的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级市,家庭收入较低,父母处于社会中下阶层,总体上呈现出较低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多地获得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资源和较低的就业工作的倾向。
一年之后,廉思推出《蚁族Ⅱ:谁的时代》,书中通过对“蚁族”的跟踪调查指出了一些并不乐观的变化,廉思担忧地发现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历的“蚁族”群体在上升。
在最新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蓝皮书中,廉思课题组对“蚁族”的关注仍然在延续。他提出了“在职贫困”的概念,发现很多“蚁族”即使拼命工作却依然贫穷。廉思告诉记者,在调查中,他遇到了一位月薪万元的毕业生,每月只花1000多元,尽管一个月省下8000多元,却依然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北京的一个厕所。廉思说,房价不断攀升,住房已经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贫困的新指标。
“‘蚁族’一般以30岁作为分界线,如果到时还不能在大城市有好的发展,一般就会选择离开。”廉思说,他们会为自己设定5到8年的奋斗期,如果到时还不能在大城市扎根,就会选择逃离,这便是经常见诸报端的“逃离北上广”。“如果在大城市不能实现自下而上的层级流动,他们就会先横向流动到二三线城市,再通过努力在当地实现向上流动。”廉思说,这种流动有时会出现反复,“因为他们回去后发现小城市是人情社会,经常需要靠‘拼爹’,相比而言,大城市机会更为公平,这又会促使他们逃回北上广。”
比起“蚁族”,在城市新移民群体中,新生代白领的生存状况处于优势地位,他们的收入和社会保障状况较好,受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很多拥有住房,对城市文化,特别是大城市文化有着较强的认同。然而,由于没有户籍,他们并不能享受同等市民待遇。廉思在北京的调查发现,很多新生代白领并不认同自己是北京的一员,“漂泊感”和“在他乡”的情绪具有普遍性。
如果说“蚁族”、新生代白领对融入城市还有较强的意愿,那么蓝皮书中提到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则是随时准备离开。廉思团队的调查发现,现在的农民工已经和父辈远不一样,父辈要回老家盖房子,新生代农民工都想留在北京,因为城市文明对他们有更强的吸引力。尽管工资不高,但他们跟北京青年一样,有同样的诉求。他们也用苹果手机,消费观念上跟大城市青年没有区别。
“他们是新移民中最弱势的。”廉思说,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在大城市,子女教育在小城市,父母赡养在农村。课题组将这一现象称为城镇化浪潮中的新三元结构。“他们随时会离开,回到二三线城市。”蓝皮书副主编焦若水说。
向上的愿望: 城镇化进程的先行军
30年前,潘晓的发问曾激起无数人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的讨论；30年后,当廉思的《蚁族》出版时,他发现“蚁族”经常有类似的疑问: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也是很多城市新移民的共同困惑。
2011年末,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3%,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而城镇化拐点的到来将产生越来越多的城市新移民。“他们是一个有较强接受和学习能力、有挑战与冒险特质,公民意识初步觉醒的群体。”《中国青年发展报告》蓝皮书认为,城市新移民既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也是社会变革的承担者。“蚁族”、新生代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这三类群体在城镇化浪潮中将扮演不同角色。
廉思认为,“蚁族”将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先行军,他们将引领中国的城镇化。“在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时候,他们是重要的人力资源。”廉思分析,“蚁族”群体心怀梦想,而正是依靠梦想的支撑,他们才能够忍受相对较差的生活环境和相对微薄的收入。
在廉思看来,新生代白领是撬动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支点。“这一部分人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精英群体,所处的相对优势地位,注定了他们是融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先锋。”廉思对本报记者说。
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弱势,而这一群体又恰恰是城镇化的主力。在《出梁庄记》中,作家梁鸿描绘了梁庄人在城市打拼的艰难经历。城乡之间的现实鸿沟,阻碍了底层百姓融入城市的通道。“阶层固化是必然的,因为他们没有上升的渠道,社会把上升渠道变得非常窄。”梁鸿说,几十年前,高考承载着底层人上升为精英阶层的希望。然而,今天的乡村孩子,“已经很难成为往上走的一个人,非常难”。
针对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学者于建嵘几年前提出了“漂移的社会”概念,这也是他《漂移的社会:农民工张全收和他的事业》一书的标题。于建嵘认为,政府在城镇化浪潮中,应该有一个长期计划,而不是将农民工隔绝在城市的“孤岛”中,或者像碎片一样游离在城市主流生活之外,“长期看,住房也是必需的”。
在一场研讨会上,独立学者荣剑指出,解决阶层固化首先要进行制度改革。他建议,要改革少数人垄断资源和机会的制度,给年轻人希望。
廉思的期待是,社会能更多地关注城市新移民,“从对城市的贡献看,城市新移民可以说付出很多、得的很少,无论是政府还是城市居民都应该善待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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