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磊
1923年1月30日,北京《晨报副镌》刊发了署名“作人”的文章,原题《北京的外国书价》。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介绍了彼时北京的外国旧书市场。当时,北京的市场上,贩卖外国书的书店逐年增多。除了琉璃厂和台吉厂,其他地方还有十一二处。
谈到这件事,周二先生也颇有不满意的地方。他说,当年的市场上,这类书籍要么货源缺乏,要么价钱太高。一本定价一美元的小书,市面价格为两元半,且是银元。一本定价为一先令的书,市面售价银元七角——我只见过一块钱一个的袁大头,那时,七毛钱究竟如何支付、是否用铜板代替,实在无从得知。
最让周作人受不了的,是书店老板的无耻。周写道:“一本名为《世界文学》的书,原本定价四块一角,老板看人下菜,非五块大洋不卖。”五块钱,当时是一个底层家庭一个月的伙食费。
知堂先生因此慨叹道:“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以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盈利放在第二。”书生遇到商人,明知是被盘剥,却无从维护自己的权益,确实是件让人郁闷的事情。
周作人的愿望,后来有一部分实现了。邹韬奋等人后来办杂志、办书店,甚至周氏兄弟自己也与人合办杂志,都或多或少地践行了这种理想。只是,他们自己搞经营的时候,是否也曾斤斤计较于成本和利润?我们同样也不清楚。
知堂老人的文字,让人不禁想起杜甫的理想。当年杜甫四处借贷,在成都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这栖身之所后来遇到暴风雨的袭击,屋顶上的稻草被吹得七零八落,更有一部分被人抢走。面对这种情况,老杜同志喊破了嗓子,苦苦哀求却无人理会。最终,杜诗人草草而成一首诗以求发泄,哀叹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老人家还说,如果这个梦想成真,自己即使冻死也心满意足。
多好的同志啊,在杜甫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光芒,甚至,还有几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
与杜甫的草堂相比,今天的房子坚固多了。城市的高层建筑,据说能抵抗七级地震。但是,今天书生买房的难度比杜甫当年大多了。老杜盖房子,无非是一把稻草、一堆泥坯而已。今天的房子,可是要有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即使是豆腐渣工程,也得外表光鲜能糊弄人吧?所以,成本要高得多。如果在今天,估计杜甫也就是个房奴。
杜甫遭遇开发商,与周作人遇到狡猾的书店老板,似乎能够找到一点可比性。聊到这里,有人说,无非是理想遇到现实或者艺术遇到金钱的尴尬罢了。
我于是说,好吧好吧,有个地方读书写字就很好了,何必自寻烦恼、自讨苦吃?
某君,著名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下海去做生意。每次与客户见面,他都要摘下眼镜,在脖子上挂条粗粗的金链子,然后用满口粗话与人交易。久而久之,有人感到奇怪,询问原因。博士说,商场上就喜欢这样的人,文质彬彬,谁会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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