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年前就干完的工程,现在还给不了工钱 |
| 三名包工头留守帮农民工讨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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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01月23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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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工的工资表和各种单据。 |  | 建筑公司一拖再拖让张国宪和余步明一筹莫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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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李晓东 赵松刚 片/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干活挣钱,天经地义,可是每到年关,农民工讨薪都会层出不穷。较过去几年,虽然现在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增强,但是讨薪的案例依旧年年有。 腊月二十二,从四川巴中来潍坊打工的农民工张国宪和其余几名工友依旧没拿到工钱,项目部说是腊月二十三下午就能给。眼看过年了,可他们只能在工地边的招待所里等待。在这之前,他们已经“留守”了半个多月了。
包工头为民工讨薪
22日,来自四川巴中的张国宪、余步明和湖南常德的陈劲松跟前几天一样,睡到9点多醒来。当天上午是入冬以来难得的晴好天,半躺在床上看电视的余步明却只能等到中午才能出去。“下面服务台会问要钱,现在钱已经不多了,那边开房的单子都有一厚摞了”。说完,掏出烟在床上抽了起来。
张国宪、余步明、陈劲松三人都是在卧龙街和志远路西南侧的一处工地的小包工头,手下各自带着少则30人,多则60人的施工队伍,2013年9月份完工至今,一直没能拿到工钱。临近年关,他们给工人们垫付一部分工钱和路费,让工人们先回家了,剩下他们三人继续“留守”讨要共计75万元的工资。
曾经当过兵的张国宪自2003年开始外出当农民工干建筑,三年前开始自己做小包工头,今年在潍坊接了好几个工地的活儿。“就这个工地难要,别的工地都比较痛快,钱都给了”。张国宪边说边不时地看着手机。“到现在一点动静也没有,要是明天还不给真是一点法子也没有”。
21日下午的时候,三个人去工地看过一次,还报警找了110,但却依旧没有结果。工地上已经停工放假,联系到项目部华夏建安有限责任公司一名李姓负责人,答复是开发商已经把工钱给到了华夏建安,但是需要在公司走账目,划分清楚后腊月二十差不多能给他们,最晚腊月廿四。
陈劲松的妻子得知又没能要回钱来时,开始破口大骂,把开发商和承建商骂了个遍。“没拿到钱我们也不敢回家,回去都是上门要钱的,怎么跟人家说”。
能挣不少钱,就是不好要
三个人在21日下午去工地时,是开着张国宪新买的车去的,开的还不熟练的张国宪让陈劲松帮忙驾驶,笑着说自己还开得不行。
张国宪说,他带出来打工的都是自己的亲戚和村里的人,勤快的一个月能挣个万儿八千,干活儿差一点的也有个四五千。“这车就是我和我媳妇干活攒出来的,俩人一年光干活就能赚个十五六万”。今年27岁的余步明手上带着一个与其年龄不大相称的大金戒指,他说,要是甲方和乙方支付工钱及时的话,支付民工工资不成问题,自己多少的还能赚一点儿,最主要的是太难要了。
“这个工地是一拖再拖,说话不算话”。余步明说,9月份完工后工钱一直难以结算,无奈之下他们找到了高新区清欠办,把多方都叫到一起开了三次会,确定在农历十一月底结清,结果只给了25万,每个包工头才分了几万块,剩余的就说拖到腊月初六再给。于是他们三人腊月初五来到工地边找地方住下,次日一早退了房去领钱,结果去了之后说没钱,需要再等一个礼拜,觉得等几天不算很长的他们就再回去开房住下等,然而这一等就到了腊月廿二。“他们就是这周拖下周,下周拖后天的,总是有理由”。余步明说,他们连上访、打市长热线、找记者,能用的办法都用了,再不给就只能玩跳楼了。“我们是文明讨薪了,可他们就是不给钱,把我们活活逼成了赖皮”。
讨薪的文明了,欠钱的还是很无赖
张国宪从2003年开始在陕西、山东等各地的工地打工赚钱,除了要辛苦地干着工地上的各种体力活意外,这10年的时间里,他每年几乎都会因为工资吃吃拿不到而走上讨薪之路。而余步明也是如此,从建筑工人到挖煤工人到小包工头,讨薪成了一项必修课。
“在没有清欠办这个单位以前,我们的工资拿不到,我只能带着工人们闹,几十个人把项目部围住,里面的领导不让出来,什么时候拿到工资,什么时候放人。”张国宪说,他们不打人,也不骂人,就堵着门口不放行,最多一两天就能讨回工钱。这种比较极端的讨薪方式,在张国宪看来,虽然野蛮,但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但是这几年要工资不这么做了,有了清欠办帮我们,我们去找,大多时候是有效的。”张国宪说,他们曾通过清欠办得到三次拿到工资的“最后期限”,虽然至今没有拿到钱,但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让张国宪、余步明和工友们气愤的是,三次“最后期限”后来证明都是一种欺骗。在他们索要工资时,都被开发商和承建商发生的一些“情况”拖延下来,而他们只能等下去。
余步明说,这是他历年讨薪以来最为长久的一次,他甚至开始怀疑这种“文明讨薪”的方式是不是已经无法改变什么,逼着他要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比如他们以前用过的那些“野蛮伎俩”。
希望清欠办 力度再大一点
对于至今未能拿到工资的结果,张国宪和余步明说,他们感觉是因为清欠办在处理这件事情上的力度不够,清欠办原本应该坚决地站在他们这一边,为他们主持公道,但现在却好像成了一个传话筒,使得他们的事情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清欠办不应该只是在中间调解,而应该使用它们的权利,强制性地把应该属于我们的工资要回来。”余步名说,开发商和承建商总是不断地出现一些问题,然后清欠办把这个问题告诉他们,可是,这些问题是他们造成的吗?跟他们要回工资有关系吗?
“清欠办的力度再大一点吧。”张国宪说,这段时间,他们不断地接到老家跟他们一起出来打工的老乡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时候回家过年,“其实,他们是想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把钱带回去?”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张国宪又接到了老乡的电话,询问有没有要到工资。得知没有拿到后,老乡在电话中又出主意,态度很强硬地建议张国宪,采取一些“法律程序外的办法”。电话的那头传来,“他们既然不要脸了,咱也豁出去了”。
“要不到钱,我们不可能回家,因为即使回家了,天天面对来讨要工资的老乡们,我们也过不好这个年。”余步明说,直到血汗钱拿到手的那一天,这一年悬着的心才会放下来,舒服地喘一口气。
记者手记: 别再让讨薪伤了 农民工的心
每逢年关,农民工讨薪就成为媒体最为关注的话题,这里面的心酸与无助是我们一般人难以体会的。然而,目前建筑行业层层转包的“行规”,不但让农民工讨薪难,就连之前被冠以“黑心”的包工头也逐渐加入了讨薪的行列。
潍坊正在迅速发展,而发展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他们为这座城的变化付出了汗水,但等到年底收获时又处处受难为。在外艰辛劳碌了一年的农民工们仅盼望能安安稳稳带着一年的收成回家过年,给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孩子们也带来一份收获的喜悦。可就为了这一年的收获,甚至抛弃自己的人格,想出各种旁门左道来维护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
不知道还有多少农民工艰辛地走在讨薪路上,只希望这座从他们手中起来的城莫再伤了他们的心。
过了年、开了春,南飞的燕子还会再回来,那些遭遇讨薪难的农民工们还会再回来吗?
本报记者 李晓东 赵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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