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鲁籍作家毕树棠 - 齐鲁晚报数字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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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鲁籍作家毕树棠

2014年04月30日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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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代巨变下,许多作家跟不上革命的潮流,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文学家的湮没无闻。
□林建刚
　　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代巨变下,许多作家跟不上革命的潮流,成了“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些文学家的湮没无闻。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这种主张的背后,一直酝酿着寻找“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的冲动。近来,海豚出版社出版了毕树棠的《螺君日记》,据其编者赵龙江先生考证,“螺君”即是作家毕树棠。这让我们重新发现了鲁籍作家毕树棠。
　　毕树棠,山东文登人,上世纪20年代进入清华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他的身份让我想起山东的另一位图书管理员。她在上世纪30年代曾在青岛大学做图书管理员,这一时期她的上司是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梁实秋,她一度跟张兆和、沈从文有过来往,她就是李云鹤,后来的名字叫江青。
　　在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毕树棠利用有利的自学条件,博览全书,还自学了好几种外语,堪称“活字典”。与此同时,他还频频在当时的主流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外国作品,评论时人文章,或抒写散文随笔。《螺君日记》就曾在当年的《艺文杂志》上连载。1940年他出版散文集《昼梦集》,其中有不少写的还是故乡山东的轶事。
　　毕树棠踏入文坛,尤以散文和文学评论见长。他擅长的是文学评论。他的《螺君日记》中就有许多对作家作品的点评。与毕树棠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有李健吾与常风,他们两位都是山西人,对他们最有研究的也是两个山西人,山西作家韩石山写过《李健吾传》,山西学者谢泳则在文章里多次写到常风,前几年还专门在太原开过常风的文学研讨会。我想,毕树棠作为我们山东的前辈先贤,也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与研究。
　　毕树棠虽然只是个图书管理员,却是当时很多有名的文人和清华学人的座上宾。他与浦江清、朱光潜、俞平伯等文人来往密切,从他的交游和散文风格来看,他是“京派”文人圈中的一员。
　　他的《螺君日记》中就有不少文坛掌故。
　　1932年1月7日,毕树棠在日记中写道:
　　友人交来留法学生李振东君作《评法译〈金瓶梅〉》一文,嘱送《大公报》发表。余不知法文,晚访问U先生,请其审阅,因得趣闻一则,颇可作小说之资料。据云,M先生执教金陵时,尝携其发妻同居,不两月即驱之去,而与一女生李某相爱。李女富风韵,当时有薛宝钗之美称,幼时居美国,故英文为全班冠。同学追求之者甚众,而因M关系,皆染指不得,几至酿起风潮。后M至美,掌教哈佛大学,李女则守贞以待,数年后,M归沪,终谐伉俪。旋偕游新大陆,至今未归。
　　这则材料中,毕树棠笔下的M先生与他的女学生李某的爱情很有意思。根据毕树棠提供的线索,我认为:这里的M先生就是梅光迪,而李某则是他的第二任妻子李今英。
　　众所周知,梅光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他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是孔子的信徒。但在婚姻问题上,他却跟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离婚,娶了更漂亮的女学生李今英。这让人想起胡适的婚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提倡妇女解放的胡适恰恰遵从了母亲的媒妁之言,跟江冬秀白头偕老,这些言行不一的对照颇耐人寻味。
　　《螺君日记》中,这样精彩的掌故逸闻层出不穷。1940年7月21日,毕树棠在日记中品评了民国一些文人的书法,他写道:
　　报载罗振玉于上月二十九日在旅顺逝世。郑孝胥死后,人多记念其字,罗之可记念者似应有多事,而余惟不忘其字。其书籍题跋之小字颇有小米稀饭之意味,而郑之气派则正西贡大米干饭也。徐志摩林语堂学郑均有神似处,未闻有学罗者。
　　毕树棠提到民国新文人跟着晚清遗老郑孝胥学书法的故事,也很耐人寻味。需要指明的是,跟郑孝胥学书法的,不仅有徐志摩、林语堂,还有胡适呢。当时的书法家中,晚清遗老郑孝胥的成就极高,为大家所公认。民国的新派文人,不论是胡适,还是林语堂,纷纷模仿,由此可以看出新派文人旧派的另一面。毕竟,文学可以有新旧,书法并没有新旧。从新派文人跟着旧派文人学书法这一小事,就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的口号多停留在言的层面上而已。毕竟,新派也好,旧派也罢,大家终归都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都是在四书五经的传统文化中熏陶出来的。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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