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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家乡
从此我收起了为怯懦而羞愧的心情,也收起了申诉翻案的想法,只求“老老实实认罪服管,争取早日结束教养”。
1959年春,我们原在清水泊农场的被教养人员迁到王村矿区去从事工业生产。上级还当做好消息宣布:以后写信不必写惹眼的“教养所”了,只要写“王村八三厂”即可(“八三”是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决定的日子)。同时上级在编队时把右派分子相对集中起来,管教方式也有了一些无形的变化。
这年夏天,在王村矿山上,我经历了惊魂的一幕。
我们小组共十几个人,任务是开采和抬送焦宝石。小组分摊了十几米露天矿坑,三四个壮汉在矿坑里用撬棍和镐头开采,其余的人用荆条圆筐或铁皮方盒把矿石抬运到百米之外的窑场。我是抬筐工。抬重筐是上坡,两条腿越来越重；抬空筐是下坡,真想放松一下,但为了赶工效,又不敢有丝毫懈怠。每天都开展“重新做人劳动竞赛”,比赛谁装得满、跑得快,筐用得久,出了几次工伤事故后,又加上一条“不出工伤”。干到烈日当顶,午饭送来了,就在矿山上享用。真的是“享用”。由于胃口奇大,粮食定量不足,饭前我总先喝两大碗糊盐水(糊盐是让家里寄来的),然后把两个地瓜面窝头和一小撮腌地瓜咸菜捧在手里,像吃人参果一样细细品尝。这一顿美餐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正想躺下迷糊一会儿,“嘟—嘟—”哨子急促而粗暴地响起来。我本能地奔向固定的中队集合地点。值星小队长张福明已在吆喝:“各小队以我为基准,成横队集合!”张福明原是我的小组长,几天前才被中队提升为小队长。他曾在志愿军当过连长,在大鸣大放中成了右派。他个子不高,但精干敏捷,总穿着旧军服,平日干活有质有量,每次中队“点名”都受到表扬。
“立正、向右看齐、报数”之后,张福明以正规的操练姿势向中队长报告:全中队共有若干人,实到若干人,缺席若干人,请中队长指示!中队长淡淡地说:“入队吧!”张福明又以正规的操练姿势跑了几步,站到了队尾。中队长宣布:“请公安分局ⅹ局长讲话!”一位身穿警服的高大魁梧的中年人威风凛凛地跨到队前,立脚未稳就高声叫道:“把那个重新犯罪的右派分子张福明押下去!”
啊,这太意外了!我不由得扭头向队尾看去,只见张福明依然肩平背直,可是黧黑的脸孔已变得青灰。说时迟,那时快,两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警察扑上去,把他的脑袋按下,双臂拧到背后,“咔咔”地戴上手铐,押向了停在窑场前的警车。
ⅹ局长拿出一页纸来,声色俱厉地宣读张福明的罪行,我唯恐漏掉一个字,但听到的只是一些笼统的词句:“借大鸣大放之机向党猖狂进攻”,“在劳动教养期间,仍不思悔改,抗拒改造,恶毒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与人民为敌”。处罚是具体的:“经上级决定,对张福明延长劳动教养期为七年。”ⅹ局长结束了讲话,向警车走去。中队长平静而威严地宣布:晚上各小组学习讨论ⅹ局长的讲话,现在开始劳动!
下午抬筐的时候,张福明那张青灰色的脸总在我眼前盘旋。刚才还精神抖擞地喊口令,一转眼就被戴上了手铐。他到底犯了什么新的罪行,以致要蹲七年教养所呢?
一连两周的晚上,我们都以此作为“政治学习”的内容。先是声讨张福明的罪行,然后是相互揭发检举,最后是各人修订“认罪服管,重新做人”计划。每个人都一轮又一轮地发言,发言都基本相同,我也和大家一样。我始终纳闷:张福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中队长在做总结时说:有的人想打听张福明到底有哪些破坏言行,这个问题,是你们不需要问也不应该问的。你们要相信党和政府,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如果心里嘀嘀咕咕,就是不相信党和政府,这样怎么能够重新做人呢?
这番话使我顿开茅塞。我想,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我们,也适用于张福明本人,如果张福明不服气、态度恶劣,那就会罪上加罪,劳动教养升级为徒刑,甚至再升级为死刑。不可设想的后果都可能在他不知不觉中发生呀!
这样的事是不是会降临到我身上呢?这个联想把我吓坏了。我对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内心是充满矛盾的,有时觉得罪有应得,有时觉得委屈,有时还责备自己在受批判过程中表现怯懦,不敢批驳那些漏洞百出的批判。我在课堂上讲过一篇课文是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导人)在莱比锡法庭的演说,季米特洛夫置生死于度外,把敌人的审判庭变成了揭露法西斯罪行、宣传真理的讲台,最后大义凛然地声明“历史将宣告我无罪”。我和他面对的对象虽然不同,他的无所畏惧的革命斗争气概却值得我学习。而我只能把“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的想法藏在心里,从不敢说出口。为此我常常深感羞愧。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季米特洛夫毕竟是季米特洛夫,因此才有可能全文发表演说；而像我这样的蝼蚁之民是没法相比的,现在即使我在睡梦中喊一声“我无罪”,也会有人检举,罪加一等。从此我收起了为怯懦而羞愧的心情,也收起了申诉翻案的想法,只求“老老实实认罪服管,争取早日结束教养”。
几个月后,同组的老王偷偷地跟我谈起张福明来,他说:这家伙说话太随便,大概是无意间谈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不该谈的一些事情,被人检举了。老王看我表情木然,大概怕我去检举他,赶紧补充说:“他这不是泄露机密吗?罪有应得!”我怕老王检举我,也说:“泄露军事机密,只判他七年劳教,而没有判刑,还是比较宽大的。”
1979年初,我接到了“改正错划右派、恢复政治名誉”的通知,我又想到张福明:如果他还活着,大概也可以改正了吧?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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