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案,“很黄很暴力”的科学故事
2014年10月04日 来源：
齐鲁晚报
【PDF版】
本报记者 王昱
1964年10月11日是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的日子。对于这位曾用皮鞋敲过联合国大会演讲桌的“有个性”大叔,笔者并无恶感,也不想黑他。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另一件事——在赫鲁晓夫下台几天后,前苏联科学院公布了一份决议,宣布“李森科主义”是错误的。就其意义而论,李森科案其实比苏联换个“领导核心”要深远得多——它标志着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祸害苏联科学界的“李森科案”总算结束了。
说起李森科案,不得不先扯一点科学史,我们今天一说起进化论就会想起达尔文,实际上在达尔文之前早有人提出过进化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拉马克。拉马克与达尔文都认为生物是进化来的,但这个进化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两派就争开了。按照拉马克的观点,生物进化大体是这样的:鹿抻着脖子吃树叶,天长日久把脖子抻长了,它把这种后天获得的能力遗传给鹿宝宝,数代之后,长颈鹿就诞生了；而达尔文则不赞同后天能力可以被遗传的说法,他所讲的故事是这样的:长颈鹿祖先的脖子有长有短,由于脖子短的那批吃不到树叶,所以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自然选择,长颈鹿最终才进化出来。
进入20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达尔文的理论,拉马克主义逐渐式微。不过,正是因为两派不停掐架,进化论的理论得以不断完善。可以说,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掐架,本来是件有益科学发展的好事——直到“大忽悠”李森科同志掺和进来为止。
李森科,苏联首席科学家,号称“斯大林的科学红衣主教”。说来搞笑,此人跟拉马克与达尔文的论争本来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对于专科毕业的李森科来说,这种命题过于“高大上”了。李森科之所以能搅入其中,最初动机其实是为了圆谎。他在当农业技术员时,发明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发明这种技术本来也是件好事,但坏就坏在李森科不仅夸大该技术的效果,还为这一技术自编了一套“理论基础”。这种“民科范儿”十足的做派,当然遭到正牌苏联科学家们的鄙视,学霸们说您这“春化处理”吹了半天,这不就是拉马克主义吗,那学说早就破产了。
李森科显然够得上“大忽悠”的级别。为了弥补其“科学理论”被拆穿的尴尬,他天才地发明了一套“阶级科学论”,声称生物学界正在进行一场阶级斗争,坚持达尔文主义的人,都是试图阻挠苏联农业发展的“资产阶级特务”。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扯,但奇葩的是,它竟然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并立刻在苏联知识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由于“李森科案”,仅在1937年—1938年间,苏联就有100多位著名科学家被捕,一批科学家因不愿意屈服被饿死在劳改营中、甚至被枪毙,因此事流亡者则无法统计。为了不破坏读者们国庆长假的好心情,这些事儿本文就不说太细了。不过,有趣的倒是苏联科学家和民众们应对此事的态度,面对这场腥风血雨,苏联人用一种很幽默也很少儿不宜的方式揶揄之——讲黄色笑话。
开此“不良风气”之先的,是苏联物理学家朗道。据说李森科有一次在会议上宣扬他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场的生物学家们都敢怒不敢言,朗道路见不平一声吼,站起来装出一副谦虚的样子问:“我外行不懂哈,但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我们割掉每一代牛的耳朵,总有一天能培养出一种不长耳朵的牛?”“是这样的。”李森科回答。“很好。”朗道恍然大悟,“既然如此,为啥每个女性生下来都有处女膜呢?”全场哄堂大笑。
在科学家的示范作用下,苏联民众们也投入到这场“普大喜奔”的黄段子运动中。有个笑话是这样的,说生孩子这事儿也讲阶级觉悟,如果孩子长得像父亲,那就是用资产阶级的遗传理论生出来的。按照我们无产阶级的“李森科遗传学”,孩子长得应该像与母亲共同劳动的单位同事。
由于苏联人民坚持不懈地编黄色笑话,“李森科案”越到后来越像个笑话,闹到最后,苏联政府也没脸将此事继续下去了。在经历两代苏联领导人后,这场闹剧终于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而灰溜溜地收场了。
这就是连绵三十余年、迫害整整一代苏联知识分子的“李森科案”。也许有人觉得这个故事“少儿不宜”,因为在故事中,苏联民众“很黄”而政府“很暴力”。然而,我觉得还是应该讲一下它,因为它启示我们,权力天生就有乱入到其他领域的不良冲动,人们应该关好权力的笼子。那种因某位伟大领袖力挺某一思想就举国一窝蜂的运动,不仅“少儿不宜”,而且“成人不宜”。
本稿件所含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齐鲁晚报所有，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