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书与生命”
2015年03月2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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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繁仁先生近照
编者按:曾繁仁先生是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原校长,教授现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科研方向为西方美学、审美教育与生态美学。应本报之邀,他亲自撰文,与读者分享他的读书体会。
报社约我写一点读书体会,按说从6岁上学到现在,已经读了将近70年的书了,写点读书体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却为难起来。因为,我们在高校教书,有自己的专业,读书是我们的本行,有什么具有普遍意义的读书体会好谈呢?一时犯难起来,不知如何下笔。突然,“书与生命”这个词组跳入我的脑海,书的写作是生命的付出,书的价值在于是否有利于万物生命的繁茂,而书的阅读则是一种自由生命的活动,书与生命是紧密相关的。
先说书的写作是一种生命的付出。这不仅指书的写作耗费的时间都是生命在时间中的流淌,而且特别是任何有价值的书都是呕心沥血的生命付出的产品。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历尽艰辛,所谓“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从而使《红楼梦》成为感动了无数中外读者的巨著。法国作家福楼拜写作小说《包法利夫人》时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乃至在最后写到包法利夫人服毒自杀在痛苦中挣扎时,福楼拜也满嘴砒霜味痛苦不堪。这不也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活动吗?正因此《包法利夫人》成为名著。著名的中国古代历史著作《史记》是司马迁的倾心之作,倾注了他全部的生命,是他在受到不公正的“腐刑”之后发奋而作的成果。他在著名的《报任安书》中讲到自己为何写作《史记》时说道:“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者?”正因为这种牵动生命的发奋之作才成就了《史记》成为集历史文学论述为一体的千古名著,流芳青史。
作为文学作品和史学作品是生命的付出,那么学术著作是否也是这样呢?其实也是这样的。记得1961年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给我们上《文心雕龙》课,课余我到这位先生家拜访,请教这位先生如何度过自己的业余时间,他用手指着满屋的书说道:“其实我们的业余时间无非是换一种书来读而已,我们的一生就是看书、教书与写书。”最近山大中文系出了“冯陆高萧”的个人全集,每人都有数百万字,这就是他们的生命积累,惠及后人的生命的力量,甚至,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过程与书的写作连为一体。最近我阅读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全集》,看到他1979年84岁之时开始重新修改和写作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直至1990年7月16日完稿将稿件交人民出版社。毕生的一件写作大事完成,先生也已经95岁,9月因病住院,11月仙逝,说明其晚年倾其生命之力完成《新编》直至力竭。这还不是一种全部生命的投入和付出吗?这样的投入和付出在许多著名学者特别是老一代学者中是很普遍的。所以每次读到老先生们的遗著,总感到是与其不平凡的生命进行对话,油然产生一种对其著作的敬畏之感。
现在,我要谈一下书的价值在于其有利于万物生命的繁茂。这好像是一个很新颖的评书标准。因为,通常的评书标准无非是政治的、道德的与科学的等等。怎么现在来了个生命标准呢?其实这并非是一个新鲜的标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易传》有言:“生生之为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是一个使动结构,前一个“生”是动词,而后一个“生”则为名词。作为动词的“生”,使得万物生命繁茂发达。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之精髓,说明“生生”乃是天地宇宙给予人类特有的恩顾,贯穿在儒释道传统文化之中,儒家讲爱生,释家讲护生,道家讲养生,均以“生”作为其核心。这样的标准并不为西方工业文明所接受,被说成是一种“没有上升到逻辑高度的表现”,但后工业文明时期也被西方接受,西方现代的现象学与实用主义倡导一种生命的哲学与美学。由此,我们认为作为书的评价标准,利生者应予肯定,不利生者则应予否定。只有这样的书籍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作品。所谓经典即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具有恒久价值的书籍。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1962年,美国的一位普通的女科技工作者莱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一书,以其如椽之笔深刻而形象地揭露和批判了农药对动植物与人类的戕害,发出“人类走在交叉路口”的警示之言。她说:“我们正站在两条路的交叉路口上。这两条路完全不一样。”一条是平坦的超级公路,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我们；另一条是很少有人走过的路,但却为我们提供了最后的保住地球的机会。这样的有力批判与旷世警告使该书成为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文学生态批评的“里程碑”,促使美国环境保护法出台。而卡逊却在此过程中遭受了母亲辞世、自己罹患癌症并被农药商人恶毒攻击的种种厄运,但她却以一个女性的柔弱肩膀将之勇敢地承受下来,直到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出台,于1964年57岁时去世。直至今天,《寂静的春天》仍然是一部充满生命能量的经典,畅销于世界各国。按照这一标准,有些书籍需要重新认识,例如英国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一直被批评为宣扬色情的书籍而引起争议。但如果按照上述生命标准,该书则是应该肯定的。已经有充分的资料说明,劳伦斯写作该书的确是有感于当时英国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煤矿所造成的空气污染使得当时英国平民罹患肺病人数大增。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不敢去伦敦是为了保命,到了那里就好像走进毒气室,肺受不了。”1928年,劳伦斯有感而发创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用以控诉英国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严重环境污染给人民的身体与心灵的戕害。他在小说中以环境优美的小树林与烟雾缭绕的煤矿区、只知赚钱不知情爱的丈夫克里夫与青春健壮的守林人梅乐士、无趣乏味的城堡生活与生趣盎然的梅乐氏的林中小屋进行了形象的对比,以其有力的笔触形象而生动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的过度开发与环境污染的恶果,歌颂了人类自然生态的美好生存。所以,林语堂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说,劳伦斯此书是骂英人,骂工业社会,骂机器文明,骂理智的,劳伦斯要归于自然的艺术与情感的生活。林语堂可谓独具慧眼,看到该书要旨所在。
说到书的阅读,那当然是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首先,需要一种自由的阅读环境与氛围,需要我们自由地决定自己读什么不读什么。十年“文革”中就没有这样的自由,我的一位师长是历史研究专家,但那时他被“隔离审查”了,不准他进行历史研究,当然看书的自由也没有,他想读一点微积分总没有问题吧,也是不准。于是只好让夫人买了一本英文版的微积分,用红书的封面包好送到隔离的地点,才偷偷地利用这个时间读了英文版的微积分。你看那样的时代有自由读书的环境与氛围吗?现在当然有了这种自由读书的环境与氛围,那是我们的幸福,要珍惜这样的幸福时光,好好读书,读好书。不仅读书是一种生命时光的流逝,而且读书的过程也是一种生命的付出。过去曾有人说道,一部好书具有动人心魄的神奇魔力,可以使人“神摇意夺,恍然凝想”,以至于“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你看,这还不是一种生命的付出吗?高尔基曾说,他小时候很穷,到处打工,他的乐趣就是,工闲时躲到屋顶去读一本叫《一颗淳朴的心》的小说,被其深深吸引,忘了一切苦恼和忧愁。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生命能量是有限的,我们应该将之投入有价值和意义的阅读活动,选择好自己的阅读其实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
书是有生命的,特别是经典,其中凝聚着生命的能量,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都能感受到书的温度,听到书的脉搏,吸收书所提供给我们的生命活力。我们的生活是美好的,其中就包括我们可以与有生命力的书相伴,与这样的书对话,与之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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