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马岛旧事
2015年04月0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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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
好像是1988年的暑假吧,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在烟台举办学术研讨会,由烟台师院承办。会长田本相先生给我发了个通知,我立马高高兴兴去了烟台。会议开幕式一举行完,即刻就“移师”养马岛了,我们大都高兴得不行。烟台谁没有到过?养马岛可是久闻大名,无缘一面啊。但真正到了,却也不免略有失落之感。那时的养马岛,虽然自然景色不错,但草创伊始,除去孤零零一座“现代化”的宾馆,四周好像什么建筑也没有,连大树也没有几棵。可会议还是开得有声有色,应该说是正儿八经的学术研讨。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都带着认真撰写的论文。会议的学术氛围,也是相当的浓烈,和后来的一些所谓的学术会议比较起来,实在太令人怀念。
第二天讨论会的下午,发言起了争执。年长一辈的资深学者和年轻一代的新锐学人在戏剧史的具体评价上分歧严重。老学者们火气很大,用词特别激烈；年轻人也不甘下风,据理力争,但到底是“师道尊严”的观念那时还不曾扫地以尽,终于以老学者“做总结”,年轻的硕士、博士们“受批评”结束。会后,两代人还是各自心气难平,言辞与面色都显得冷冽生疏一些。
从年龄论,我与年轻人比较接近；但从读书的年代看,又分明更接近老学者——于是,在这场主要是学术但又分明夹杂着意气的“论争”中,我倒不自觉地成了那则著名的寓言故事中的“蝙蝠”。
晚饭后,老学者们好像大都比较疲累,大厅及楼外,都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还是年轻人精力旺盛,三三两两在散步、交谈、吸烟、说笑……无意中我“偷听”到了他们的“计谋”,而且,第二天凌晨,居然真个被“实施”: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得宾馆四周响起一片“样板戏”的声响,有的当然有板有眼,颇似李玉和、杨子荣的腔调,但多数不过是逼尖了嗓子干号,李铁梅不像李铁梅,阿庆嫂不像阿庆嫂,直听得人们陷落进刚刚过去不久的“文革”年代!这一招果然奏效,上午的会议气氛立马变了,昨天还生龙活虎的老专家们好像大都打蔫儿了,一位位垂头丧气,再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下午略有缓和,但终究未能完全恢复初始的氛围。
我想,这就是不同的“文革”记忆在发酵。从牛棚里九死一生侥幸逃命出来的人和当年境遇相反者的感受,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
平心而论,我在“文革”中并没有特别悲惨的遭际。首先,我没有挨打,没有剃阴阳头。批斗倒也批过一小拨儿,非常短暂。那是“文革”刚刚开始,此前,我是班主任一枚。学校的“四清”工作组严命各班主任提交学生“左、中、右”的名单。我找不到中和右,就把班里的党员、干部作为“左派”学生上交。这份名单被查抄出来,我就有了把“革命学生”打成“右派”的滔天罪恶——因为,不是左派,就是右派云。造反派学生要我低头,我低了,要我认罪,我认了。只是他们一定要我自己“上纲上线”为“阶级报复”,我迟迟不敢应答。于是有满满三教室的大字报和一张纸一个字的大幅标语贴出来,说是要“坚决彻底打掉”我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但很快就不再打了——大概一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气焰”,无从“打”起；二是他们又有更伟大的革命任务,顾不上我这级别的专政对象。事后想想,他们打得也真是坚决彻底,而我倒真是从中受益不少。因为从那以后,直到今天,甚至永远,我都不可能有任何气焰了。今生今世,就永远在无穷无尽的谦卑中度日。
其次,我也没有被关进“牛棚”。“文革”刚刚开始时,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统统关进了牛棚。接着是打倒一切“走资派”。我不够资格成为这六类人物,混进革命群众的队伍又绝无可能,于是被界定为“杂七杂八人物”。后来想想,觉得他们那边真有才,这归类多么恰当,简直可以申报发明专利了。“杂七杂八人物”的历史使命,主要有两项:一是候补,二是陪斗。
我坦白,其实在“文革”中,我也并非十年如一日地驯良,也有过一次对当时的领导大不敬的孟浪行为。那是1966年冬,我们出入必经的教研组门口,迎面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大多数字体连教古汉语的同事都辨认不出,只有不到半数的字可以辨识:完全是一派极其下流污秽的话语,诟骂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位出身不好的男女老师,其用语之卑劣,出于几乎所有人的想象!署名是“捉鳖队”。我实在想不明白,一场以文化命名的革命,怎么能够激活此类人物内心蕴蓄已久的那么恶劣的内容!在这样的铁蹄下苟活,又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即使还喘着气,又有什么意思?我于是偷偷用浓浓的墨笔把那个“捉”字涂抹掉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青岛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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