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学”研究第一人路大荒先生
倾家荡产收集蒲松龄手稿
2015年08月09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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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大荒的工作旧照。 本报记者 于悦 翻拍
位于曲水亭街的路大荒故居。 本报记者 于悦 摄
口述人:路方红,著名学者路大荒的孙女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于悦
从小耳濡目染聊斋故事
我们家祖辈就是读书人家,爷爷的爷爷是个乡村医生,擅绘画,家庭条件也算小康。蒲松龄故居所在地蒲家庄离我们老家很近,我爷爷的父亲从小就经常给他讲一些聊斋的故事。在清末民初的淄川、周村、章丘这些蒲松龄先生涉足的一带,流传着好多他的故事和作品。
爷爷6岁上的私塾,他的启蒙老师叫蒲国政,是蒲松龄先生的后人。他在给这些孩子们讲完四书五经的课程后,课外还给他们讲一些他家藏的蒲松龄词曲、《聊斋志异》等,于是爷爷从小就对蒲松龄先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之后恰逢辛亥革命,爷爷是一个很有激情的热血青年,十几岁就参加了同盟会,后来又参加了“五四运动”,慷慨激昂地号召民众放脚、剪辫子等,还参加了“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反袁护国军。
为了摆脱中国“东亚病夫”的耻辱,他崇尚强身健体,于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暑期体育训练班学习。回到山东后,任淄川民众教育馆体育部主任、淄川体育场场长、淄川戒烟所所长、淄川剪发放足委员会常务委员等。但长年的军阀混战、官场的黑暗让他慢慢厌倦了这个是非地,他开始专注于蒲松龄的研究,利用下乡的机会收集了很多蒲松龄的手稿、抄写本等。在渐渐痴迷于蒲学研究中,爷爷成为20世纪中“蒲松龄手稿占有最多者”。
爷爷对蒲学研究可以说有些“偏执”,为了这项研究甚至倾家荡产。买手稿时自己的钱不够,节衣缩食,在所不惜。上世纪50年代初恢复建设蒲松龄故居时,那时的故居已被日本侵略者烧得片瓦不留。我爷爷考证了房址尺寸,重新恢复了故居三间北屋、大门等建筑。包括蒲松龄的墓碑甚至蒲松龄生前用过的床、砚台,都是爷爷一手考证的。一进堂屋门看到的“聊斋”二字也是他写的,他还把自己收藏的各种版本的蒲松龄著作都放在了故居里。
妥善藏好手稿不留给日寇
救国是爷爷一以贯之的信念,他认为救国应该靠法制、讲秩序,青年时就考取政法学校,还干过警署。爷爷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却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当时在淄川,有个叫平井雅尾的日本牙医喜好中国文化,收集了不少蒲松龄手稿。爷爷为了不让手稿落入日本人手中,甚至求着已经跟日本人谈好价钱的卖主再宽限两天。
由于我爷爷抗战前就在日本发表过蒲松龄研究的文章,对他的收藏日本侵略者早有耳闻。日寇占领淄川后,就直奔我们家找东西,尤其是蒲松龄手稿。在此之前爷爷已觉得势头不好,把各种文物手稿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先是把蒲松龄手稿及一些非常贵重的古籍转移到博山的一个表弟家,另一部分藏到一个姓田的学生家。日本人来家里没找到重要的东西,就把房子烧了,后来那里一直没再住人。
但后来,日本人还是打听到了田家藏书的消息,田家老人坚决不告知手稿下落,被日本人杀害。因为不愿当汉奸与日本人合作,爷爷也逃到了济南,改名路爱范,就住在大明湖畔的秋柳园,一直住到1950年。我爸爸就在那里长大,对那里感情很深,大明湖扩建拆迁时还去跟老房子合过影。
爷爷虽生活窘迫,但好在秋柳园环境清静,他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文人墨客。那座二层小楼在湖东,朝西开着窗,能一览大明湖全景,大家在那里一起品茗谈艺,乐此不疲。后来爷爷在济南安顿了下来,手稿也被表弟完好无损地送了回来。他隐名埋姓,以教书为生,有时还给人写字、刻章、鉴定古董等,用所有文人能做的事来养家糊口。
曲水书巢每日高朋满座
我爷爷是1972年去世的,那时我有十八九岁,这之前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曲水亭街10号(现在的曲水亭街8号)的院子里生活的,现在的曲水亭故居只有三间北屋了,原来比现在大多了,是一个小四合院。三间北屋由我爷爷奶奶住,还有两间东屋,我爸妈周末回来住,两间南屋是我大姑住,还有一间西屋,用作厨房及杂物间。其实房屋产权是我大姑的,现在属于我表姐。我和我哥哥从小就跟表姐一块儿在那个院子长大。
我是1953年冬季出生的,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就很记事了。当时的家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那时的人很尊重文化,曲水亭街上的人也都很尊敬爷爷,每年大年初一街坊们都来拜年。小时候的我在这个环境里长大,觉得很温馨、很幸福。
我是爷爷最小的孙女,爷爷也最疼爱我。我平时老是在爷爷的书桌前玩,看着《聊斋志异》彩画本等,想象着书上的故事。上小学时,我还常常把写得好的作文给爷爷看,每当爷爷表扬我几句,就非常开心。爷爷非常重视孩子们读书,也很讲究男女平等。上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还比较穷,女孩子读书的很少。但我在农村的每一个堂姐都是靠他资助上学的。给老家捎钱时还要附带一封信,信中让抽出具体数额的钱来给堂姐念书用,不得挪用。
“文革”开始后,家中被抄,爷爷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记得有一次爷爷躺在床上,让我把书架上的《蒲松龄文集》拿下来,翻到几页几行的某个字后面再加一句话,并说,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要加上这句话。这也证明,当时快半身不遂的他,记忆力仍非常好,他身在逆境时,念念不忘的还是他的蒲松龄研究。
遗愿:未来能再版书稿
直到1972年爷爷去世时,他最挂念的还是他的蒲学研究。在立遗嘱时他没说钱、房子的安排,谈的是“我经二代兴亡事,认识到世乱知忠贞,疾风知劲草”；只说希望:“对我的片纸只字都要好好保存,尤其是年谱(指蒲松龄年谱)是我心血凝成的,你们更不能丢,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遇有时机争取出版,还有重订的必要。”
父亲一直牢记着爷爷的遗言,他留下来的文字都被保存了起来,多次搬家都没有扔掉。我也曾打开翻看,有他抗战时期的日记,和写过的各种文章的底稿以及一些书信往来,甚至包括当年当政协委员时的提案和花名册等。有时我也在网上搜集资料,但很多与他相关的人还是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例如有个山东省博物馆的研究员叫郑作祯,是我爷爷的好朋友,作为著名的篆刻家,他为毛主席、朱总司令、蒋介石均刻过章,我爷爷留下来的很多图章都是他篆刻的,但现在的人已经很少知道他了。
今年是爷爷120周年的诞辰,近两年我打算出版一本对爷爷的回忆录,现在已经完成大半了。我会尽力将真实的爷爷写出来,并把所有我写东西的出处列举出来,希望能像做学术论文一样严谨。这些出处有我亲身经历的,有父母亲友反复跟我讲过的,还有改革开放后爷爷好友们对爷爷的回忆文章。但遗憾的是,现在跟爷爷相识的人多数都已去世。去年,为了写这本书,我和哥哥去安徽合肥拜访了爷爷的忘年好友、安徽省博物馆前馆长、百岁老人石谷风先生,这次拜访的经历也让我加快了写作的步伐,时不可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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