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昨天·今天
2016年04月11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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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强
回忆五十多年来衣食住行用的变化,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是1957年出生的。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国生产水平低,百姓生活比较艰苦。在穿衣方面,当时以纯棉为主,化纤布料甚少,故不太耐穿,需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兄弟姊妹接力穿衣。女孩子穿花衣服的很少,一般都是脚穿黑布鞋,头扎两个小辫。男孩子们无不是旧衣加补丁,农村的孩子冬天只穿一件黑棉袄,腰扎草绳,只有过春节时才有新衣穿。在吃的方面,城镇居民每月生活费大约3至5元,主食20至30斤,油半斤(东北3两),副食品很少。这些物资定量供应,需要各种票证,如粮票、油票、布票等。我生活在学校中,从小吃食堂长大,那时最贵的菜两毛钱,一般不舍得买,全家一顿吃3份5分钱的菜即可。炊事员用饭勺盛菜,手上功夫了得,总是将勺中稀缺成分抖掉,于是,较公平的打饭师傅面前总是排起长队。当时工资低,物价也低,猪肉几毛钱1斤,鸡蛋几分钱1个,即便如此也不可能经常吃。故我们在房前屋后种植各种蔬菜,养鸡下蛋,母亲总是仔细收好鸡蛋,腌起来慢慢吃。
当时县城西关有一种“侯三”五香花生米特别畅销,有一天“侯三”到我校串门兜售,母亲见后兴奋地大喊:“小侯三来了!”只见“侯三”尴尬地说:“我姓严,不姓侯。”原来侯三是《红嫂》中形象猥琐的泼皮,因严某瘦小干瘪而被人以此名冠之,但他的五香花生米却是香脆可口,颇受欢迎。当时县城楼房很少,一般都是一家人挤在两间平房中,手表等“奢侈品”更是奇缺。我家只有父亲的一块手表,一般以太阳位移为准。有一冬日雪后映亮天空,母亲误以为天明,竟然凌晨三点就起床要去上班,闹了个大笑话。
“文革”初期,我们失学在家,终日玩耍。一日我与姐姐爬上学校去兖州的卡车,晚上8点多才回来。母亲天黑找不到孩子,都快急疯了。见面大发雷霆后,揪住我俩的耳朵,拖着一起去“跳井”,这种“玉碎”式的惩戒方法果然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慑,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乱跑了。
改革开放以后,百姓生活逐渐好转。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四年中体验最深的就是穿衣和用度方面的变化。刚开始我们穿蓝色涤卡中山装,自我感觉良好,后来开始流行筒裤和西服,女生们则烫发、穿高跟鞋。听说有的高校领导怕此风气“腐蚀”学生,竟然坐在校门口检查,一时传为笑谈。社会青年无人管束,身穿喇叭裤,脚蹬尖头鞋,戴着大墨镜,招摇过市。大学一年级时同学中戴手表的不多,我经常问同学时间。暑假父亲给我买了一块泰山牌手表,我返校后虽戴在腕上,却仍习惯去问原有手表的同学时间,闹出笑话。
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结婚生子,这种变化更趋加速。首先是副食品增多,各种票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其次是衣服增多,档次提高。结婚前原本没有几套衣服,而目前的状况是,我夫人衣服“众多”,孩子“按需购买”,我也由只有一套去北京旅行结婚时花费两月多工资购买的纯毛料西服变成拥有数套西服。全家衣服增多,衣橱也由一个变成数个。第三是住房日渐增大。刚结婚时单位分给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子,只能放一张大床和书桌,由于没有暖气,冬天脸盆里的水竟然结了冰。房间太小,睡床只能靠近屋门,寒风吹得我半边被子发凉。一年后换了一套20平方米的居室,虽然已不是筒子楼,但三家共用一厕所,有一次门坏了关不上,我只好在外面守着让妻子进去方便。此后,两三年搬一次家,由一居室到一百平方米的三室两厅,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第四是用度方面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一般家庭没有电视机,只能到各单位挤着看,后来我家邻居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小电视机,我们便搬着小板凳到他家“观赏”。10年后我自己买了一台18英寸的彩电,此时因国家实行双轨制,奸商倒卖,价格奇高,竟花费了我三年的工资。后来彩电日益便宜,数月工资即可购买一台。上世纪80年代初,我母亲买了一台单缸洗衣机,此时家中来了一个熟人串门,他左看右瞧,愣没看出这是啥。这之后,洗衣机从单缸、双缸到全自动,十几年就完成了这个过程。
如今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衣食无忧,家电普及,网络覆盖,交通便利。我校青年教师大多拥有两套房、一部汽车,还经常出去旅游,其乐融融,与我们年轻时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本文作者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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