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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家梁
等级制度是讲排场的催化物。有些穷孩子当了官,才知道自己的分量,才明白自己居然这般重要,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灯红酒绿。拒绝了这些排场,就等于没有“身架”,不能提高“身价”。
“人之父兄食粗衣恶,而我美妾与马”成了应该的“享受”,那么蹬鼻子上脸,越发骄横跋扈、张狂,时时讲排场,摆一副架子,来掩盖才疏学浅和显示“尊贵的地位”,就非常自然了。
排场这种东西大概应该算是“概念精神产品”,即使有标准,好像也难以检测是否超标。譬如《钱氏私志》中记载:宋子京(祁)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叙述中明显夹带着些许讥讽。
我们应该不以一眚掩大德,宋祁虽然在某些方面有些实际本领,但是太摆谱了,这个“神仙”排场叫人有些受不了,可是,后代还是有人会模仿着讲排场,自以为功高盖世,要当新时代的“宋祁”,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铺张浪费、奢侈腐败。在他们的眼里,宋大官人算什么“神仙”,纯粹是“神经”!说到底,不过类似漏夜衣锦而已。
前些年,北京一个村干部为儿子在国家会议中心办豪华婚宴,据媒体估算,这场讲排场的婚礼大概花费160万元；“超标盖楼”的现象在多地时有出现,从“天安门”“金水桥”到“白宫”,一些贫困县、镇政府部门的办公场所可谓互相攀比,排场百出。不同形态的办公楼,相同的是在谋求“发展”时的讲排场的暴发户心态和败家子任性的思路。
历史上,在讲排场这一点上总有人会奋勇当先,敢于突破。譬如使用交通工具——明朝时规定:官员乘轿或骑马,规定以“三品”为界线。而乘轿又有两(人)抬、四抬、八抬之分；官帽更有样式与尺寸之别。《古今概谭》里说,依照祖例,京官三品以上才能乘轿,举人不能戴大帽。有好多人并不依例行事。有一次,某上级官员下来巡视,见了戴大帽的举人,便大怒发问:“举人戴大帽,始自何年?”举人答曰:“始于老大人乘轿之年。”尽管后来,大帽也成了明代男子的重要正装,具有礼帽的性质,但是在双重标准严格施行的那一刻,反唇相讥是对长官违例而不依例行事的无奈的反抗。
不讲排场,既是姿态、风度、修养,更是智慧与胸襟。宋代李昉等人撰写的《太平御览》里有个寓言,说鲁国有个人特别喜欢讲排场,钓鱼是他的一大嗜好。他用喷香的桂花作为鱼饵,用黄金做成鱼钩……尽管此君选择的位置和甩竿的姿势也都很讲究,但是钓到的鱼却寥寥无几。由此可见,只顾讲排场,片面地注重形式,不注意调查研究,往往达不到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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