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滤镜从何而来
2016年06月07日 来源：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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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新丽
今年刚过一半,国内文艺界已经送走了不少名人:陈忠实、梅葆玖、杨绛……他们的离去,自然是文艺界的一大损失。但是在铺天盖地的缅怀哀悼中,也出现了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不论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对于逝者都不吝溢美之词。比如,有人称杨绛为最后一位大师,标志着民国时代的落幕。这种描述令人耳熟,一翻过往的报道可知,巴金、季羡林、南怀瑾、钱穆等人,头上皆有一顶“最后一位民国大师”的帽子。
戴高帽在中国文化圈并不是稀罕事儿,也不仅局限于刚过世的名人。在一些已故作家的作品座谈会上,也常常充斥着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赞誉。如近日召开的汪曾祺小说研讨会,有评论者便将汪曾祺抬高到与曹雪芹同样的高度。这些仙逝的名人被人为追加了一层“逝者滤镜”,起到了美化形象、拔高地位的作用。
给逝者脸上贴金,古人也很擅长此道。古代有“谀墓”之谓,即写墓志铭时,刻意无视死者的种种过失,对其成就进行过分的夸赞。唐代的韩愈是个中高手,很多名门望族会重金找上门来,求他写一篇墓志铭。他也“从善如流”,大笔一挥,一通猛夸。唐代“谀墓”之风盛行一时,甚至到了“铭勋悉太公,叙德皆仲尼”的地步。也就是说,去墓园子里一瞅,埋的都是可与周公、孔子相比肩的“圣人”。这一方面是文人之间的面子功夫作祟。在人家的葬礼上说不好听的不合适,美言几句场面话,成人之美,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圈内人对逝者的追捧,恐怕也有类似的意思。另一方面,我们得承认,死亡是有加成的。死者为大,人们容易对生者苛刻,对死者宽容。所以有人说,大师没死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把他当大师。死亡是滤镜的一部分,它遮掩了逝者身上的瑕疵,凸显了其成就,并将之推上高位。再者,距离产生美,距离有时间上的,也有空间上的。今人与年长的逝者之间,往往隔着遥远的时空。时空的落差,让人无法全然知晓过去的种种。所以编造的杨绛语录大行其道,反映出民众的盲从。隔着遥远的时空看过去,逝者的身上被打上了一层朦胧的柔光。
美化逝者成为常态,很多是因为其中暗含了一种逻辑,即通过对逝者的赞美来实现对今人的批评,通过对逝者所处时代的褒扬,表达对当下的不满。“现代中国没有大师,大师都走远了。”近些年来,这个说法被反复提及,几乎成为大众心中的定论。人们很少去问,大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大众对于这个说法欣然接受,只因其暗合了他们的心理预期:今天是不完美的,好在往事仍可回味。所以我们看到,对“民国范儿”的推崇一时成为文化界的时尚。杨绛等人自身的成就暂且不提,他们所处的时代在现代人看来是美好的。曾风靡一时的汪国真,他所处的上世纪八十年代虽与今天相去不远,但毕竟已经有了时间的跨度,所以也被一并歌颂。
对逝者的品评和追捧,体现着今人的价值观。韩愈在给柳宗元写的墓志铭中就说道:“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其实也是对自身际遇的喟叹。可见,逝者与生者的对立,并非简单的死与生的对立,还包含着好与坏、白与黑、理想与现实等等。死亡成为他们最后的加冕,使之定格为远远矗立的他山之石。
追捧的对象又不仅仅是人,还可以是体制、环境等等。使用这种伎俩的例子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文艺复兴将理想国设定为古希腊和古罗马。启蒙运动时的伏尔泰,将遥远东方的孔子和儒教看做是完美的榜样,尽管他对中国只了解皮毛。而在中国,两千前的老子也将希望寄托于更为遥远的“小国寡民”。他想象中的图景看上去十分美好:“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种理想国是否存在还得另说,更别提是否真能指导当下了。“这山望着那山高”,“国外的月亮就是圆”,这些常见的行为,其实与当今我们追捧逝者是一脉相承的。
现如今加之于逝者身上的滤镜,不可谓不厚。对于去世的文化名人,今人在他们身上寄托一些思绪,无可厚非,也无伤大雅。但厚古薄今也好,借古讽今也罢,我们毕竟是活在当下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果一厢情愿主观吹捧,并无好处,而如果再将这些吹捧信以为真,以虚假的过去来指导现在,更是得不偿失。当然,近期去世的名人,要想瞬间摆脱种种纷扰,实现盖棺论定,殊为不易。但客观评判才能实现真正的反思,也是对他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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