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到东欧文学译介者,再到政治社会问题研究者,学者景凯旋似乎没打算在一个领域呆上一辈子。用他的话说,自己读书求学,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专家”,而是要回答自己内心的问题——安身立命,找到“我”的意义。
“我特别羡慕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就能接触最好的书。”对比今昔,景凯旋有些感慨。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他就抱着长篇小说,甚至吃着饭都不愿意放下书。那时候,因为父亲爱看小说,他也借机阅读了大量革命历史小说,《红岩》《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小说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十分吸引人,但在他生活的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他所拥有的阅读空间也不过“一条街的地方”,并没有多少书可读。
到了“文革”期间,更是无书可读。看到大量的书籍被封存、烧毁,景凯旋十分“心疼”。为了读书,有一次他偷偷约上一个小伙伴,半夜翻窗,爬到封书的地方,拣了一背篓书背回家。其中有古典文学《唐诗三百首》,也有鲁迅的《野草》。这些书,在那些被耽搁的青春时光里,成了他的精神食粮。
“阅读就像打开了一个世界。”景凯旋说,他希望大家能趁早读书,尤其是在少年时代,记忆力好,对世界也怀有不同于成人的敏感。可惜的是现在的小孩受到应试教育的束缚,又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就算资源丰富,也不一定能感受到阅读的快乐。他还是希望小孩子在阅读的初始阶段能读些“大书”,训练思维,培养对世界的感受力。在他看来,阅读能带来“心灵的扩大”。
“现在人们在聚会的时候,面对面,却各自拿着手机跟不在身边的人交流。我觉得很悲哀,这到底是心灵的扩大,还是缩小呢?”景凯旋认为,人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分为三个层次。“心灵”具有最高地位。能打动人,能与作者有精神上的交流和共鸣,这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知识,学到知识,才能准确地理解和感受世界。再次才是信息,信息过载导致泥沙俱下,不少东西诸如流行词汇、新闻热点都是速朽的。与其在芜杂的信息上浪费时间,不如“回到书本”。
文学能有什么用?
回到书本,也是景凯旋在时代的变化中所做出的选择。动荡年代里,他经历了下乡回城,也目睹了家乡新华书店的门口又排起了长龙——只不过这次,书架上的革命宝典变成了中外名著,《战争与和平》、《罪与罚》。1979年景凯旋考上了四川大学,后来又考入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为了弥补十年读不到书的遗憾,他如饥似渴地泡在书店和图书馆里。一次,他看到一本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破破烂烂,连封皮都没有,却毫不犹豫地掏出半个月的生活费买了下来。他喜欢待在图书馆里,和文学大师们进行“心灵交流”,享受孤独又充实的状态。他为卡夫卡《变形记》里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感到“真切的难受”,欣赏乔伊斯讲故事不露痕迹的高超手法,赞叹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真实感。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如痴如醉。
而在多年以后,当景凯旋成为一名大学教师走上讲台,面对刚走入大学校门的大一新生时,却看到了和当年的自己有着不同焦虑感的年轻人。在文学课的第一堂课上,一名学生直截了当地问景凯旋:“老师,我们大学四年学文学有什么用?”
学文学能有什么用?景凯旋被问得愣住了。后来他想,“好像确实也没什么用”。但随即又说:“精神的东西是‘无用’的,如果真要讲用处的话,可能在你一生的某个时间段,回忆起大学里的阅读时光,会对你产生一些作用,哪怕是安慰的作用。人总会遇到一些挫折,而文学给人一种幻想,它让你感受到人活着是有意义的。”
“当你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阅读相结合时,你就会对文字有感觉。这种感觉,不一定出现在搞研究的学者身上,反而普通人会有,因为你读的书和你的人生有了关联。”
不做“两脚书橱”
景凯旋自己读书的兴趣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作为一名经受了严格学术训练的古代文学博士,在做考证的学术工作之余,他偶然读到了米兰·昆德拉的书。昆德拉的幽默和对正统意识形态的解构,有着巨大的批判力量。为了让中国读者看到和中国有着相同处境的文学世界是什么样子,景凯旋开始翻译昆德拉的小说。“我们看自己的文化,不仅要纵看,也要横比。在社会主义文化圈里,我们能看到相似性。”
后来,国内形成了一股“昆德拉热”,似乎人人都喜欢看昆德拉。“昆德拉表面上有一种犬儒主义,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可以任意嘲笑。大家借着昆德拉,为自己的嘲讽作辩护。”这种误读,实际上贬低了昆德拉、克里玛等东欧作家的思想。因此,景凯旋有七八年的时间不想谈昆德拉,也不译他的书。
面对中国社会产生的问题,景凯旋认为寻找答案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文学到文学,这是他译介东欧文学的初衷。改革开放后,大家可以安心地做学问了,而他内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活在世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什么?文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2009年,因为一场要不要取消过圣诞节的争论,景凯旋给一家报社写了一篇社评,随后又开设了时评专栏。文学无法解释的社会问题,可以在政治、哲学、社会学领域寻找答案。于是,洛克、托克维尔、孟德斯鸠等政治思想家又进入了他的阅读视野。“我这一辈子的阅读,都是跟着自己的问题走的。”景凯旋说,自己不愿意只做一个“两脚书橱”,而是要带着问题,回答问题。
尽管自己好书,景凯旋却从不愿意劝人。“只要你想读书,就永远会有时间。”“就算没有本质的东西,人也可以快乐。”景凯旋半开玩笑半自嘲地说:“而读书搞文学的人,多半不快乐。”他讲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的一个故事。捷克转型成功后,剧作家哈维尔成为总统。布罗茨基给哈维尔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哈维尔把捷克变成一个人人都读书的社会。“这是作家和诗人的美好想象,实际上不现实。”
但是,人类还是要有理想,有乌托邦,才会有大方向。追寻问题,不一定能找到答案。不过,“人类的阅读,就像在往地平线走,永远走不到,但世界却在扩大”。
“有时间,就去读最好的书。”景凯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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