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人: 本报记者 黄体军
受访嘉宾:贾振勇,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反智主义”论调
值得警惕
记:诗人臧克家有诗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此诗为鲁迅而写,又成了鲁迅身后影响力的极简写照。然而,鲁迅死后的“活着”,一如他生前那样充满了争议。在中国的社会舆论场,鲁迅属于那种经常被拿来“说事”的人。那么在对鲁迅的质疑声中,哪些论调值得我们关注?
贾:最近一二十年,关于鲁迅的争议,依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且不说思想文化界经常为之“撕裂”,就是普通网民的友谊小船也说翻就翻。有意思的是,人们对鲁迅众说纷纭的时候,常常罔顾鲁迅本身之真实与价值,多以鲁迅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有争议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量的借题发挥,不但无助于我们认识与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反而将鲁迅越推越远。
在大量的推手中,“反智主义”论调极为活跃。这在近些年中小学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事件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小学语文教材删减鲁迅作品,牵扯千家万户,引起关注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我想强调的是,在众说纷纭中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反智主义”论调的长驱直入。简单概括说,就是鲁迅的作品太艰涩难懂了,不易于中小学生理解与学习；而且鲁迅很多篇目动辄“横眉冷对”,不利于培养小国民们宽容、和谐的健康心理。如果说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小船说翻就翻,但在这个论调上“上下左右”却形成了近乎一致的共识。
读不懂就要剔除,荒谬否?不要说广大中小学生,就是成人有几个敢说读懂了莎士比亚、曹雪芹?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是否也要剔除或取消呢?问题在于,这个逻辑基本上是闭门造车,几乎无视孩子们真实的能力与水平。有谁做过全面的调查与统计,然后根据事实与数据得出这个结论?事实往往是中小学生们思维活跃、兴趣广泛,认知能力与水平绝非成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幼稚。
具体到鲁迅而言,不是鲁迅作品有多么艰涩难懂,更不是鲁迅作品如何横眉冷对,关键在于我们不懂得如何向孩子们讲述鲁迅。鲁迅活着的时候,有个小孩说过:“我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的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了,已是很知足的了。”话是平常话,理却是入木三分。说这话的是被誉为北大校花的马珏,当时才十五岁,相当于现在的初三学生。所以,你非要动辄让学生接受所谓鲁迅反封建、反礼教这套,难道不是在拉低孩子们的智力吗?
我们需要更充分
与鲁迅碰撞
记:近年来,随着一些新的历史资料被发现发掘,对鲁迅的认识与评价也变得有些五花八门。但问题的症结在于,怎样从鲁迅为人为文“本性”出发,去认识更“真实”的鲁迅及其作品世界?
贾:当年鲁迅去世后,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一篇特写《盖棺论定的鲁迅》,专辟一节“不知世故是天真”,直言:“我以为‘天真’是鲁迅的本性。”此言可谓一语中的、力透纸背。天真作为鲁迅骨子里不变的本色,不但支撑着他的生活世界,更弥漫于他的文学世界。或许是时过境迁,或许我们只面对空洞的概念与教条,鲁迅的同代人感受却更为鲜活与真实。比如,我们常常认为鲁迅横眉冷对去战斗,可是鲁迅为何战斗、如何战斗,究竟有几人清楚?当年的沈从文尽管对鲁迅颇多微词,但还是说了公道话,认为鲁迅的战斗“从老辣文章上,我们又可以寻得到这个人的天真。懂世故而不学世故,不否认自己世故,却事事同世故异途,是这个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而且“对统治者的不妥协的态度,对绅士的泼辣态度,以及对社会的冷而无情的讥讽态度,处处莫不显示这个人的大胆无畏精神”。
之所以旧事重提,是因为我们现在对鲁迅的理解与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距离真实的鲁迅形象、价值和意义存在很大距离,甚至说我们是被别人塑造的那个鲁迅“绑架”了。几年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说:内地教材对鲁迅的叙事大多“面目可憎”。台湾省一位学者说:在大陆,把鲁迅当做神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发现鲁迅不过是个人；在台湾,把鲁迅当做一个人来研究,研究来研究去却发现鲁迅竟然是个神。
有学者曾说: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驻足一个民族一次,已经是这个民族的荣幸。郁达夫悼念鲁迅时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当然,我们不是不拥护、爱戴和崇仰鲁迅,而是不懂得如何去做。病根在于,过去的拔高鲁迅,是让鲁迅为他人作嫁衣裳。今天我们对鲁迅的认识、理解与评价,不但不是臻至顶峰了,反而是尚未更为充分和准确地认识、理解与评价鲁迅。
我们只有重返鲁迅本身,重返鲁迅的时代,重返中国历史的深处,只有直面纷纭无情的现实,才能深深懂得:如果说民国时代是现代中国文艺复兴初步展开又戛然而止的阶段,如果说这个文艺复兴的初步展开是中国历史和社会的一个重大原创性事件；那么,鲁迅就是这个重大原创性事件的标志,是中国文艺复兴“童年时代”的“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借用鲁迅的说法,鲁迅及鲁迅精神堪称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在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中间物”。作为一个原创性、源泉性的文人知识分子,鲁迅是他和我们的时代里文化和文学体系的一个“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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