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秋的月亮真美。十五美,十六更美,没想到十七还那么美。
但我一向不喜欢节日。
一近中秋,济南就变成了某种半凝固物体,马路就是停车场。以前读过一篇台湾小说,讲一个男人失去了妻子,痛苦万分,然后故事的结尾读者忽然发现,妻子就是为丈夫所杀。这个男人是传说中的那种月圆狂人,月圆之夜会梦游,做出无法控制的事。而一到一年之中月亮最圆之际,整个城市的人都变成了清醒的月圆狂人,忽然勤快地打理起生存于世的所有社会关系来。
无论什么时候开车出门都变成一件可怕的事。小时候被大人带着去大城市玩,也不记得这个城市是北京还是济南,只记得回去之后给小伙伴们绘声绘色地讲述:马路上的车多到了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一个红绿灯还过不完,要两个才可以,两个!
现在每次安逸地在大马路上停着车、红绿灯权当摆设的时候——就想起这句话。
上世纪80年代小城里的人没见过那么多汽车,交通大部分靠自行车。每逢节日,我们一家和姨一家总要一起骑车去十八里铺看望姥爷姥娘。虽说叫十八里铺,但是旧时候的“里”比较短,十八里铺其实离城里只有十五里左右,骑车半个小时。去十八里铺要沿着徒骇河走,中秋的时候景色最美,白杨树林的绿色还没有褪去,添了一点疲倦的黄边,路边随便一大片一大片地长着；河水也没有干枯,看得见河底的淤泥。大人们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后面各自驮着一个小孩,一路说说笑笑,很快就到了。
有一年过年,我们给姥爷姥娘买了一辆三轮车,正好骑着送回去。骑过三轮车的人都知道,如果不会骑自行车,那么三轮车就是最好操纵的车。但是如果之前会骑自行车就不一样了,会左斜右倾、歪歪扭扭。骑自行车和三轮车这事儿,可以解释很多事情的道理。有的时候,一张白纸,反而会上手更快。我姨夫在部队干过司务长,用三轮车运过粮食、大白菜和萝卜,于是就由他来骑。我弟弟和表妹两个小小孩,戴着帽子,盖着棉被,捂得严严实实的,动弹都动弹不得,并排塞在三轮车的车厢里。姨夫骑了一会儿,我爸爸看着眼馋,也要求骑。谁知道他一上去,车子就控制不住地往河岸上溜,眼见着就要掉到河里去。他大概是一时反应不过来,还直直地坐在车子上。另外三个大人惊叫着,顾不上放好车子就奔过去拉三轮车。我弟弟和表妹那时候差不多两三岁的样子,开始还觉得好玩,嘎嘎笑,后来审时度势知道大事不好,此伏彼起哀哀地哭起来。
车当然被拉住了,这个事还被当做笑话说了很久。一眨眼,姥爷被时空的黑洞吸走,姥娘已经九十多岁,不小心摔碎了股骨头,躺在病床上。我回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对别人说:这个小妮儿也四十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妮儿你四十了。
我在成为一个职业病人之后才重新感受到了节日。它对于我忽然就简单起来,我对节日多年所积淀下的厌恶,只剩下堵车。当一个人不再被当做正常人看的时候,他所得到的那种自由,真是不能与正常人道也,只能暗自偷欢。讨论自由的电影都很有趣,自由的前提便是要人物去掉身上的各种角色。《流浪女》讲一个女人彻底到什么都不要,不要工作,不要爱,每天要做的只是走在路上。《蓝》讲一个女人在失去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之后,非常吃惊地体会到了久违的自由。然而所有的自由都是有限度的,流浪女最后死掉了,《蓝》中的女人又回到爱的牢笼中去。人活着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所有的自由都是秘密的、有限度的,是自己给自己撑起的一小片空间。就像我小时候傍晚放了学,关上自己的屋门,打开灯,享受一块很久不舍得吃的巧克力,每一丝巧克力的味道都在舌尖上融化了,告诉我那就是美、是孤独、是自由。所以当我抖搂出秘密,谈起那点用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换来的自由时,难免还带着点心虚、惭愧和不安。偶尔也会把自己当正常人,做一点符合社会游戏规则的事,然后含嗔带怨、得了便宜卖乖地抱怨说:活一天,就得按照活人的规矩过一天。
自绝于节日。当然不是自绝于节日里那轮一年中最圆满的月亮。月亮下的这个世界我爱得深沉,爱得心碎,然而完全没有关系。那些爱可以放下,也可以收起,它们就安放在一只可以随时提走的行李箱里。
(本文作者为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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