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华在裱画室已经工作四十三年。
择一事终一生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放了之后,好多人找我,都是片子播出之后产生的效应。文物修复工作者本来是一个很寂寞的群体,拍《我在故宫修文物》一开始也是想让年轻一代从后台走到前台,反映他们耐得住寂寞的品质,工作的艰辛和责任,体现他们在工作中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
大家都知道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幅画如今分隔两地,一半在台北故宫,一半在浙江省博物馆。一次总理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了《富春山居图》的合璧问题,时任总理温家宝就说,希望有一天会合璧的。这个消息正好打动了我们一个老先生,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已经得了白血病,就在病床上给我打电话:我听说《富春山居图》要修,要修的话,请故宫博物院来承担这个责任,由你来主持。我就想,您都得白血病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见不着了,心里还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说明老一代文物修复者对文物的热爱,那么多年一贯的革命情怀。
故宫九十年大庆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石渠宝笈特展,队伍排得是人山人海,争着去看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我也去看了,我不看画,我看画干吗?我就看观众的反应,对我们使用的修复材料、装裱形式的看法。站在那儿我特高兴,为什么呀?这是我们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我去检验成果去了。这也是我们文物修复工作者比较欣慰的地方,那么多的人来看《清明上河图》,这《清明上河图》要是不修,不是就没那么多人来看了嘛。
说起《清明上河图》可以再讲一位老先生,那个老先生是我们裱画室的功臣张耀选,他晚年得了老年痴呆,不能出门,他就坐在床上撕被子,家人问他干吗撕被子呢。他就说,我在补《清明上河图》。
从造办处到文物医院
介绍一下故宫修复事业的发展历史。解放以前故宫有个造办处,有一些工匠在做修复工作。解放以后,故宫成立了一个修复小组。承担一些文物的修复工作,但是工种比较少,人也少,修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文物。之后逐步规范,成立了文物修复厂、文物修复医院。
1953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专程到上海,约请几位书画修复高手北上,包括有装裱界梅兰芳之称的杨文斌、古书画修复大师张耀选等,1954年组建了文物修复厂裱画室,奠定了故宫书画修复的基础。
我是1974年到故宫工作的,“文革”进行到中间,已经要和外国进行交流,怎么交流呢?一个是乒乓外交,另一个就是搞出土文物展览。搞出土文物展览就得修理呀。就把这些老先生从干校和老家又请回故宫。老先生们都很兴奋,因为又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了。所以说,我的机遇比较好。第一,我来了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故宫；第二,我又是跟着非常有名的装裱老师学习。我的师父是上海来的杨文斌,扮相好,长相也漂亮,号称上海书画装裱界的梅兰芳。他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1949年以前,你的水平被公认,那是很不简单的,因为资本家是不会养闲人的。杨文斌老先生是故宫书画装裱业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修了很多一级文物,石渠宝笈特展里的画,很多都是当时修的,像《清明上河图》、《游春图》、《五牛图》。我们俩在一起工作,所以就有机会接触一些特别好的文物,使我经过了书画装裱全过程的锻炼。
大家都知道故宫有个很重要的文物韩滉的《五牛图》。那是1977年修的。这幅画是解放初期从香港买的,很贵,买的时候上报国家文物局,后来又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开了一个玩笑,说这个《五牛图》还是得买,但是这个死牛比活牛还贵。当时咱们国家的经济状况很不好,刚解放嘛,但是最后还是批了。
《五牛图》修复之前破损很严重,有个搞档案的同志在修复前统计了每头牛身上有多少洞,最多的有15个洞,最少的有4个洞。没有画的地方的洞有80多个。
学徒下了大工夫
我进故宫那一年,有一大批年轻人充实到书画装裱行业,当时的院长吴仲超就说有两个任务。第一个就是请这些老先生加紧时间完成故宫要修的一级文物。第二个就是借这个机会,让老先生把年轻的同志培养出来。当时山东去了一个杨正旗,学习的时候三进故宫,他是我们这里边的佼佼者。我是从上海部队转业到故宫的,之前在部队里也搞一些宣传工作,对这个工作也比较喜欢。分配的时候问我喜欢干什么工作,因为我们家本身就是修理钟表的,我就说希望在故宫修表。院长说,你还是别去修表了,你去书画装裱室。
杨文斌老先生是从上海来的,普通话不怎么会说,我刚好在上海待了五年,听他的话还比较熟,就这样结成了师徒。确定师徒关系以后,他就直接带我,一对一。带我实际上先是考察我,我也得努力工作。8点上班,我都是7点就到,比老师傅还早,因为老师傅7点半就开始干活了。每天一到,我先把他的刀子磨好,把工具都准备好,完了水给他沏上。他一进门,我给他开门。开门让他进来,先歇会儿,抽根烟什么的。作为徒弟,事务性的工作必须得跑在前头,你要不跑到前头,老师傅会说这孩子不行,这孩子太懒,我教不了。故宫没有电炉子,只有水房,每天就去打水、扫院子。那时候也没有物业,我们都是自己干。你做的老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看你是不是这块料。
师父考验徒弟,拿一张纸让我拓,一开始我也不懂,一拓一个大窟窿,坏了。他过来,知道你就要拓坏,就让你拓,他的目的就是指导你。拓坏了,才可以告诉你怎么拓,很简单的一个方法,拿刷子洒点水,把那纸弄平了,一上浆就行了。就差这么一点,跟窗户纸似的,一捅就破,但是自己一开始就是弄不清。
我学徒也下了大工夫,师父家离故宫特别近,晚上就上他们家,去了以后就问他这个那个。等到他觉得你行了,有点出息了,就开始慢慢地放手了。放手怎么放呢?他在修复《游春图》的时候,就可以过去。过去,站在他边上,站他边上你还不能挡他光。待会儿他瞧你两眼,你不就完了吗?站边上看他弄,看完以后,他抽烟去,你就坐他那凳子上,慢慢拿那笔弄两下,等他过来一看——这弄得还行。心里觉得行,但他嘴上不说。再待两天,他一看你确实有进步,那你也弄吧,爷俩就一起干。他放手让你干,你就得抓紧这个机会。一个是抓紧机会学习,第二个你对老师一定得谦虚。他们家的事甭管是婚丧嫁娶,都得去,当成他们家的孩子。他看病的时候,我跟着去。医生听不懂他说话,怎么办呢?我给他当翻译,我说他喘,感冒了,你给他弄点西药。我还得给他送家去,弄上饭,生炉子。反正家里的事你都得负责,慢慢地他就觉得你这孩子行,就教你做手卷,教你做册页……老先生说:我教得肯定好,比他们教得好。他确实就是从一点一滴来辅导我,教好了以后,一般他就在那儿看了,我来干。
学徒的这一段,我挺辛苦,又觉得挺高兴。老先生也对我特别好,到他家去以后,肯定得在他那儿吃饭啊。还给我介绍对象,师娘介绍的女朋友,师父不同意。师父看的条件比较高,俩人还吵起来了。我说为这个事情吵架不值当,你们俩介绍的我谁都不要。我还是自己搞去。就是说在工作中,有欣慰的地方,也有敬畏的地方,这是一个过程。
(注:本文部分文字据《我在故宫修文物》徐建华口述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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