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最近,由著名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二战史诗级大片《敦刻尔克》正在国内热映。影片全景再现了发生在1940年5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尽管此役成功撤出了英法30余万军队,但英国远征军的所有重型装备都丢弃在欧洲大陆,导致英国本土防卫吃紧。而比其早两年的徐州大撤退(也称鲁南大撤退)比它成功得多,不仅撤出被日军包围的60万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也随之转移,还重创了日军两个师团。
1938年4月,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后,与日军相持于峄县城周边山区。蒋介石欲集中兵力在徐州与日军来一次决战,于是向第五战区增派兵力,总兵力达60万。同时,李宗仁致电蒋介石,指调60军由武汉开赴鲁南增援。而日军方面,集结精锐部队13个师团约30万人马,配备各种重武器,辅以飞机数百架,分6路向徐州包围进攻。4月底,双方在兰城店、禹王山、泥沟一线呈拉锯争夺态势,尤其在禹王山一地,来自云南的60军与日军苦战20多个昼夜。
禹王山位于台儿庄东南,京杭大运河东侧,海拔125米,相传远古大禹治水时曾在这里住过,山顶有座禹王庙,因而得名,是台儿庄周边唯一的制高点,在山顶俯瞰敌我双方的阵地,一览无余,地势极为险要。日军见突不破禹王山和运河防线,改为以部分兵力在鲁南正面牵制对方,形成四面包围徐州的态势,中国军队主力遂陷入极度危急之中。
由于日本飞机持续对徐州狂轰滥炸,徐州西关发现日军便衣队,第五战区司令部受到了极大威胁。5月16日,李宗仁果断命令放弃徐州,全军进行战略转移。除孙连仲的鲁南兵团守备徐州掩护撤退外,大军分为四路分别撤退:汤恩伯为总指挥的陇海兵团、廖磊为总指挥的淮北兵团、李品仙为总指挥的淮南兵团、韩德勤为总指挥的苏北兵团。为了避免被日军飞机发现,所有部队撤退都是昼息夜行,隐蔽行动。
5月18日,各路大军撤退就绪。李宗仁于当晚11时,率长官部职员、特务营、中央留徐各机关人员和若干新闻记者,共约千人,乘火车离开徐州开往宿县,然后再往西撤退。可是火车刚行50公里,前方铁路就被工兵误以为长官部列车已过,将桥梁炸毁了,李宗仁等千余人只得舍车步行。第二天晨抵宿县城北十余里处,与汤恩伯军团相遇。汤恩伯邀请李宗仁随20军团一起向西突围,这样更加安全。可李宗仁认为20军团是中国军队的精华,应抓紧脱离战场,恐长官部与其同行,拖累该军团,所以命令汤恩伯即刻率部西行。李宗仁则带领长官部一行向东绕过宿县,穿行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路上险象迭生,多次遭遇日机轰炸,甚至与日军的一支数百人的骑兵擦肩而过。李宗仁一行抵达涡河北岸时,与第7军前来接应的部队相遇,渡过涡河,进入第21集团军防地,才完全脱离了敌人的包围。
5月19日上午10时,日军13师团进入徐州,徐州沦陷。但日军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中国军队的主力基本都胜利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向天皇报告说:“我军虽以主力自徐州以西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将徐州地区铁桶般包围起来,但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队,于5月中旬突然从西南方向跳出我军重围,战果之微出乎意料……”
《李宗仁回忆录》中说道:“敌人再也没有想到,他以狮子搏兔之力于五月十九日窜入徐州时,我军连影子也不见了。数十万大军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全部溜出了他们的包围圈。敌人四处搜寻,仅捉到了我方几个落伍的病兵……甚至连我方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这种情形,在双方百万大军的会战史上也可说是个奇迹,彻底毁灭了敌人捕捉我军主力、速战速决的侵略迷梦。”蒋介石对“徐州失陷,我军整然西撤,损失甚微”大为满意,他在5月27日致李宗仁的密电中说:“鲁南撤退各军整然,殊为欣慰。”
徐州大撤退秩序井然,和之前的淞沪、南京溃败性的撤退相比,简直是一个军事奇迹。60万大军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使日军战略决战的企图又一次化为泡影。它的成功可以与台儿庄大捷相媲美,不仅为后来的武汉保卫战积蓄了力量,而且对以后的持久抗战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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